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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本身更可怕。”
安逸笑著點頭感謝，接著說：“我比很多碼字的都幸運，我能出書，能靠文字養活自己，遭遇抄襲還可以不計成本地跟他們鬥到底，不是因為我足夠勇敢，是因為我有個做律師的弟弟。”
這話有些煽情。
安奕鳴恨不得把眼睛翻到腦門子上，“所以輸了也不要緊？”
“當然不要緊，打官司又不是為了錢。”安逸確實不是為了錢，起訴標的才不過一百萬而已，這對侵權獲益方來說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她所以起訴更多的是為了一個說法——一個不讓自己對行業失望，也不讓粉絲對她失望的說法，這筆錢她要來也不是給自己的，而是想成立一個基金，給那些遭遇抄襲卻無力維權的作者們，當然她也可以要更多的錢，可一則標的額越高訴訟費就越高，二則安奕鳴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尋找證據，雞賊的稱號安逸可不是白得的， “不過，你不能收我代理費，一分錢都不能收。”
安奕鳴怎麼可能收自己姐姐代理費呢？代理這起案子，壓力是前所未有的，那些想讓他放棄的人，用楊樂然、衡鑫所、職業未來等等他最關心的人或事來裹挾，試圖讓他承受不住壓力而放棄，可那些人實在是太小看他安奕鳴了，他是最能打的小混混，對手越是高大威猛，他越是戰鬥力爆棚。他不為錢，不為名，只為義，為安逸敢拿個人未來去搏行業未來的勇氣，也為那些大老遠跑來海城幫安逸整理資料的粉絲們，還為了在網上為安逸搖旗吶喊的作者們，更為了不畏威脅、恐嚇、指責，仍願意作為專家證人站在法庭上的學者們。當一起案件得到這些支援，案件本身的勝訴或是敗訴真的已經不重要了。
正如，發生在1975 年的科恩訴博時和洛姆公司性騷擾第一案、2008年的“素媛案”、2014年的“呼格吉勒圖案”等等，案件本身的重要性遠不及勇氣與堅持的意義。
那麼，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呢？
安奕鳴靠在座椅靠背上睡著之前，他叮囑自己的是，明天早上起來把西裝和襯衣再熨燙一次，要精精神神地站在法庭上，聽法官說那句，現在宣佈開庭。
真的，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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