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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旗”的一位左派經濟學家再次對這種“唯生產理論”開炮；後繼有數百篇左派文章密集釋出。
最後，經過夏小洛的不斷慫恿，也是得到了秘密訊息，鄧公正在收拾行李準備南巡，中原省副省長曹致遠也發表文章《國企改革的洛水模式》，把何夏集團的在洛水縣的國企改革提升到一種理論性的高度。
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有資本產權轉在有法律規制監督得力的前提下，並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只不過是資產的形態發生了變化；雖然國有資產相對比於民營資本的比例少了一點，但是，收稅和財政收入卻大大增加……當然，文章“借鑑”了不少夏小洛一年前寫給曹浩暄信裡的內容，不過經過了省政府政策研究的幾位筆桿子的潤色，以適合當時的語境，這讓曹致遠頗為心虛。
左派陣營組織了更多的經濟學家社會學者等專家，對曹致遠的文章進行了駁斥，一時間，爭論甚囂塵上，雞飛狗跳，各路諸侯聲嘶力竭地喊著自己的見解和理論，很是熱鬧。
後來，這次爭論被經濟史學家稱為繼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後，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曹致遠、何京生和夏近東顯然成為了這次爭論中改革派的典型代表和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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