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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無疑是石破天驚的觀點。夏小洛自顧自地說：“第一要發展民營經濟，也就是私營經濟。”
眾人神色各異，而有其中幾個見小子如此大放厥詞，已經快要坐不住了。
夏小洛下面的話更是石破天驚：“第二要搞活國有企業，對那些資不抵債，經營不善，沒有市場競爭力的國營企業，要儘早改制。至於如何改，我認為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仍然是以改善政府部門和企業間的關係為主，從放權讓利到承包制，各地政府和經營者常識了無數種改革的方法和模式，但卻始終沒有觸及最致命也是最敏感的產權制度變革，企業的產權關係依舊不明晰，工人當家做不了主，廠長有權不落實，企業盈虧不負責。這樣的企業怎麼可能贏利？我看啊！讓搶救無望的企業安樂死，紅事白事一起辦算了！”
這一席話說下來，所有人都沉默了，整個包廂都鴉雀無聲，假若此時要有一根針掉下來，恐怕都可以聽得見。
這句話在當時顯得很是離經叛道，對眾人的衝擊也是不言而喻的，為何？因為在1989年下半年起，左派的思想佔據了整個中國的主導地位，經濟形勢動盪，加上蘇聯和東歐地區政局的持續惡化，使得意識形態的爭論變得十分敏感。
一些人士擔心私營經濟過度發展最終將造成社會主義“變色”。當時，針對改革的質疑從四面八方射來。那些密集的連珠炮似的批判文章滿天飛，這是在“文革”結束後十分罕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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