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 替姜聖消災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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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歸於以仁厚知能盡官職。”

“別看現在解縉那批主張復古的人崇拜周朝和春秋。”張宇初無不譏諷地笑了笑，“可要是真把解縉扔回春秋去，按他的出身，連儒學的門檻都邁不進去，從根子上講，那時候的儒學跟血緣的關係可太大了。”

聞言，道衍亦是忍俊不禁了起來。

“沒想到張真人說話倒是有趣得緊。”

“道衍大師見笑了。”

張宇初為道衍沏了杯茶，隨後給自己添了些茶水，又喝了口茶方才說道：“子貢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謂之士矣（怎樣做才能稱得上是士）’的問題，孔子答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若是說後世的經學、玄學、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真正從原始儒學身上繼承點什麼的話，那麼恐怕就是在‘性、情、無’這三個概念上是與其一以貫之下來的至於其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就被改的面目全非了。”

道衍則是笑著搖了搖頭。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現在的理學恐怕是做不到的吧？”

這裡便是要說，《論語·子路》的這段問答中，孔子他老人家對於‘士’這個官吏階層的親自定義，就是在兩點，一是要行己有恥，即要以道德上的羞恥心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二是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國君所交給的任務。

前者是對士的道德品質方面的要求，後者則是對士的實際辦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這兩方面的統一，則是一名合格計程車，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

咳咳，要是真的按照孔子他老人家的概念來劃分，那其實現在的程朱理學所謂計程車大夫，在後一點上也是很多士大夫都做不到的。

便如姜星火前世時清代學者顏元在《存學編》裡對宋明理學家，那句扎心到極點的批判一般。

——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道德水準到位就已經是優秀士大夫了，辦事能力什麼的就彆強求了。

所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怕是不太行。

張宇初聞言也是一愣，旋即失笑道：“從《儒效》上那套搬出來的，倒也貼切。”

這句話要是換了旁的普通老百姓坐在他對面，恐怕壓根就不知道張宇初在說什麼。

說實在的話，在華夏古代的辯經過程中，最讓人頭大的便是文人們非常喜歡引用層出不窮的典故。

為什麼要引用這些典故？

原因無他，就跟姜星火前世網際網路大廠的黑話一樣，什麼顆粒度、什麼使用者心智、什麼私域流量.說白了，就是一把能夠有效區別門內外之人的鑰匙。

只有擁有了這把鑰匙，才能進入到這扇有效談話的大門裡，才能被認為是同一水平或能夠談話的人。

而不管是此時此刻還是彼時彼刻，很多人為了能夠彰顯自己，就喜歡掉書袋\/說黑話，讓其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不明覺厲一把。

但無論如何，這也確實是這個年代辯經避免不了的問題。

張宇初所說的《儒效》，便是荀子曾經寫了一篇題為《儒效》的文章，其中對於儒者的形象和社會作用是這樣來描寫的——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美俗”就要不斷修身，提高道德品質，以身作則；“美政”則要“善調一天下”，為國家制訂各種禮儀規範、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會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這些先秦儒學的道德準則，也是後世的經學、玄學、理學所繼承下來最多的東西，至於其他的，基本都被改的面目全非了。

道衍點了點頭道：“所以，如果想要透過辯經來找到替日心說和萬有引力來解釋皇權的東西，恐怕還是要從先秦的儒學下手畢竟，後來的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