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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說上次常委會,有件事情沒有決定下來,是吧?那咱們今天再商量商量。哪位同志開個頭?”蕭宸說完,喝了一口茶。大紅袍,很醇厚。
會議室一陣寂靜,張邦成有些受不了這樣的氣氛,咳了一聲,道:“上一次我們談的,是關於對一批曾經為我們鼎清區經濟建設立下汗馬功勞的國有企業扭虧為盈的一些設想。部分同志認為,應該正視這些企業當初曾經為我區經濟發展所立下的功勞,不應該因為他們在市場經濟第一波浪潮下表現得不夠好,我們就放棄了對他們的拯救。另一部分同志則認為,應該現在就全面鬆口,任其自生自滅、優勝劣汰。”
蕭宸其實早就料到過自己肯定是要面臨國有企業改制這個考驗的。90年代,不談國企改制,談什麼?在90年代做“地方官”,國企改制就是對執政能力最大的考驗。
華夏進入90年代前後,連續兩年4%左右的gdp低增長,之後儘管高層的提法還是“保4爭5”,但1991年的華夏經濟已經有點按捺不住了,當年的增長率比上年高了一倍半,達到9.2%。鄭老“南巡講話”和十四大之後,各地更是大幹快上,猶如一個餓了幾頓的少年在狼吞虎嚥。
1992年的華夏人熱血沸騰,gdp增幅飛漲到14.2%,官員們的審批前所未有的鬆快,到處都是新開工的專案,到處都是新成立的公司;銀行的資金嘩嘩地往外流,全然不顧收不收得回來。政務院在這一年的投資預算是8000億,數目空前,但是實際上投出去億。
進入1993年,大家的情緒更加高漲,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開業,每週有140家老工廠改頭換面成了股份企業;全國都在爭建特區趕超“南海邊的那個圈”,中央政斧批准了119個經濟開發區,可是實際上開張了8700個開發區;1000家房地產公司和10萬建築工人開進了嶺西小城北口,因為人們相信這裡將是大西南的出海口;天涯省的房地產比北口更熱,因為天涯是全國最大的特區。
地方政斧的官員不再乞求中央政斧給錢,他們發現其實銀行的錢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為每個城市銀行裡的官員都是他們任命的,自然惟命是從。
中央銀行對貨幣和信貸的控制不再有效,銀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就像決了口的洪水一瀉千里。國家統計局1993年4月份的報告說,地方政斧的投資比中央政斧還要多。
可是華夏脆弱的基礎設施和原材料工業根本承受不了如此迅猛的經濟擴張,飛機票一般人根本買不到,貨運列車每天短缺5萬輛,造成損失11個億,客車則總是超載,每天有80多萬人站在車廂裡度曰如年;原材料的價格還是雙軌制,但是鋼材水泥的價格先是每月、後是每週上漲幾百元,各種“倒爺”又開始漫天飛舞,連大學校園裡那些“板材”、“線材”都弄不清楚的半大孩子也在琢磨著哪兒能搞到貨源和車皮。
很快,1980年代後幾年令人心悸的通貨膨脹捲土重來:1992年末,商品零售價格上升了6.7%,大城市的生活物價指數漲了17%。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漲價最多:糧價上漲了43%;燃料價格上漲69%;建築材料價格上漲25%,到1993年春天,原材料價格上升了40%,這預示著更猛烈的通貨膨脹將接踵而至。
但是,看出苗頭不對的華夏高官不多,正如鄭南巡同志所言:“我們黨內懂經濟的高層幹部不多。”
在泡沫產生的時代,國有企業的問題,就顯得越發嚴峻。這是一個膿包,不能不擠,但擠得不好,就不光是疼,還要流血。萬一是重要部位的膿包沒擠好,重傷難治、甚至一命嗚呼也不是沒有可能。
蕭宸第一次面臨這樣的考驗。
“嗯,對於這些企業,我認為能救的當然要盡力去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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