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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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這次回家，足足停留了兩週時間。

在這兩週的時間裡，他與父親漸漸和解，他們就像普通的父子那樣，在葡萄架下聊天，在客廳裡下棋，在清澈的小河邊漫步。

老霍夫曼對克萊言傳身授，告訴他如何在各色人物中周旋，政治的本質又究竟是什麼。

他非常嚴肅地告訴克萊，在這個名利場中，一切都是生意，想要達成目的，就必須拿出足夠的籌碼。

犧牲不是不可以，但必須有限度，走一看三，不要給未來留下破綻。

克萊將這些東西牢記於心，畢竟老霍夫曼是一位資深的外交家，他在德意志帝國政壇沉浮了二十餘年，他講給自己的每一句話，都是經驗之談，都有成功或失敗的例子，作為佐證。

當然，克萊在這兩週時間裡，也並非只與自己的老父親交流，他依然掛念自己在巴伐利亞的“事業”，於是在老霍夫曼的引薦下，他結識了兩位“專業人士”。

傑夫.斯特林格，前柏林市政廳高階商業顧問，現任柏林商業學院教授。

古斯塔夫.霍爾姆，前德意志帝國陸軍少校，現任柏林商業學院副教授。

這兩人都是老霍夫曼的朋友，斯特林格屬於學術派，他在北德意志的商業圈裡很有名，他的一些學術論文，被那些商業大佬們當作市場風向標，具有很強的預判性。

而霍爾姆則是一個“戰爭經濟”研究者，銀行家家庭出身的他，一直在德意志軍隊的後勤部門工作，主要負責物資採購，所以不僅人脈通達，而且對經濟執行的方式，有自己獨特的理解。

在老霍夫曼的建議下，克萊在與他們簡單交流後，便向這兩人丟擲了橄欖枝。

他詳細陳述了工農聯合黨在巴伐利亞的舉措，並且將“自由市場”的設想和盤托出。

這瞬間引起兩人的興趣，於是欣然接受邀請，與克萊一同前往慕尼黑，共同嘗試這種新的“商業模式”。

當然，克萊為這兩人開出的高薪資，也是他們願意前往南德意志的原因之一。

於是克萊一個人來，走時卻是三個人。

老霍夫曼親自來到車站相送，父子二人沒有說什麼煽情的話，他們只是簡單的擁抱，算是表達了對彼此的不捨。

揮手告別，克萊與兩位新同伴一起穿越人流，登上了前往慕尼黑的火車。

有了同伴，克萊的旅程就不再那麼孤獨，一路上他們有說有笑，探討著許多話題，這兩人的見識之廣，讓克萊暗自敬佩。

斯特林格今年有五十多歲了，但看上去更加蒼老一些。

但是他的頭腦非常清晰，克萊在描述自己設想時，他會很快發現其中的一些問題，並且給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議。

換成別人，這樣說話可能會使人不快，但是克萊並沒有不高興，反而非常歡喜，畢竟他需要的，就是別人的建議，而不是“雖然聽不懂，但我覺得很帶勁”之類的評語。

想起兩週前工農聯合黨大會上的場面，克萊真想衝過去，親斯特林格幾口。

霍爾姆不像斯特林格那樣心直口快，但是他也給克萊提出一些不錯建議。

這個今年剛滿四十歲的前上校，對於經濟有自己一套理解，在他看來，現在德國的問題，屬於“戰爭後遺症”，即戰爭雖然結束了，但是社會並沒有轉變，依然處於戰時經濟影響下。

對於這個說法，克萊是表示認同的，而且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德國，其他國家，比如法國和義大利，也是如此。

魯爾危機的背景，就是法國經濟持續低迷，他們雖然獲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是對於普通法國人來說，戰爭帶來的創傷依舊沒有治癒。

經濟蕭條一直持續著，失業率升高，貧困人口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