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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任前秦大鴻臚,而裴徽的子孫在西涼為官。同樣,博陵崔氏第二房是北周最顯赫的家族,而第三房的崔暹卻是北齊高歡的重臣……戰場上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帝王們孤獨地坐在高處,卻明顯感到他們控制政治程序的手段遠較門閥士族來得單調,單調得幾乎只剩下暴力。
暴力,也許是一切手段中最本原和最有效的,但它無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線條的。洗去征塵的帝王們沉湎於日趨精緻的生活,越來越不願意頻繁地使用暴力,更遑論暴力還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士族中那些使他們明顯感到威脅的個體,當然可以被從肉體上完全消滅: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殺死過清河崔家的崔浩,爾朱天光對弘農楊氏的楊椿、楊津兄弟舉起了屠刀。可格局沒有改變:犧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於清河崔家、弘農楊氏,或者地位相當計程車族,並且依然掌握著叫人不安的力量。
終於有一天,在無節制的放浪和無休止的殘殺中,南朝計程車族門閥走向“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的幻滅,而主宰未來的北朝卻呈現出了另一種獰厲、粗糙,但生機勃勃的風貌。從廢除九品官人法開始,隋唐的天子們決心改變這種現狀。特別是武則天當國以來,政治資源逐漸被更多地分配給門閥以外的人,他們包括出身於內部無產者的閹人,也包括邊兵鎮將——他們中很多來源於胡人,他們是帝國的外部無產者。
但是,安祿山帶領著胡人的冀馬燕犀踏破了大唐的盛世景象時,閹人和胡人卻藉著王朝衰弱趨勢,在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上被奪了許多屬於帝王的權力,使長安的權威搖搖欲墜。那麼出路何在呢?
科舉的重要性在這樣的背景下驟然凸顯。朝廷試圖起用寒門士子來制衡士族高門的勢力,建立一個不受門閥控制的官僚體系。當年,太宗皇帝在放榜之日來到端門,看到新科進士魚貫而出,得意揚揚地說:“天下英雄,入吾毅中矣。”
李曜看過陳寅恪先生的不朽之著《元白詩箋證稿》,其中將此歸納道:“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李治)之時,成於玄宗(李隆基)之代,而極於德宗(李適)之世。”科舉制使士族豪門的子弟“平流進取,坐致公卿”的現象成為昨日黃花;它所推動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門閥的文化壟斷。在表層制度和深層文化兩個層面上,科舉取士都動搖了門閥政治。長街誇官、曲江離宴、月燈打球、杏園探花和雁塔題名……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鋪張,使這種文官選拔制度贏得了無數關注的眼球。
有句諺語:“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就是說五十中進士,還算年輕。可見中舉之難了。那些被譽稱為“白衣公卿”的舉子中,許多人在考場中蹉跎一生,無怨無悔。詩人孟郊苦熬到四十七歲才高中進士。欣喜若狂的他揮毫寫下一首詩,來記敘心中的得意:昔日板凝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唐摭言》更是形容士子們:“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鹹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人們才會說:“太宗皇帝真長算,賺得英雄盡白頭”。世人普遍認為,所謂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進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輔。早在武則天時,宰相薛元超就曾遺憾地說,自己富貴過人,平生卻有三個遺憾:不曾娶海內最顯赫的五姓之女為妻,不曾主持修撰國史,還有一個就是不曾進士擢第。安史之亂後,這種看法更是深入人心。
但是李曜深深的知道,科舉制度給寒門士子創造的機會遠不像表面上反映的那麼公平。
唐朝科舉的卷子不糊名、不謄錄。試卷出自誰人之手,主考官一目瞭然。在決定舉子的去取高下時,他不僅看卷面詩文,也會考慮舉子的聲望與文名。貞元七年某個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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