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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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兩市各方六百步，不過李曜實測之後，發現其實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過後世一平方公里的大小，相對於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來說，這點商業區實在是太小了，僅僅佔城市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時還在東西兩市設立了常平倉，修建了放生池，又佔用了相當一區地盤。常平倉的儲粟大約在二三十萬石之間，其面積不小。常平倉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機構佔地之後，真正的貿易區域實在寥寥無幾。在這樣一個面積和空間十分有限的市場中，到底能容納多少大商小賈，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夠受惠其間，是大有疑問的。而在李曜問過隨行官吏之後才知道自己的猜測果然沒錯，東西兩市並不是為一般居民服務的市場。

同整個城市佈局相適應，東西兩市的建築規整劃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劃分為九個區域，市中央設定市署和平準局進行管理。各種店鋪集中設定，形成不同的“行”。為了求得店鋪的整齊，中宗時曾專門下詔稱：“兩京市諸行，自有正鋪者，不得於鋪前更造偏鋪。”這種禁置偏鋪的做法，顯然不同於今日的禁止佔道經營，因為唐代兩市的道路兩側有兩米多深、近一米寬的水溝，偏鋪不可能伸展到水溝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設定、顯然不是經濟規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現。

所謂的“行”，並不是由貿易活動自然形成的行業，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預下形成的“某某一條街”。這種集中設定的行，不是商貿活動的發展需要，而是一種“供給”制的需要。如果從東西兩市主要是為政府服務的角度來考察，從政府的“方便”來考慮，不難得出合理的解釋。

東西兩市的位置，都臨近皇城和宮城，顯然其貿易活動主要是為皇室貴族和官僚集團服務的。而西市的繁榮，又以“胡商”最為著名。胡商所經營者，多為珠寶珍貴，非尋常百姓可問津。因此，東西兩市，從設計思想到實際效果，主要是為宮城和皇城以及周圍的官邸豪宅服務的，“公款消費”有可能佔主要地位。李曜忽然想起後世許多文章引吳湊任京兆尹時請客一事為例來說明兩市飲食業的繁榮。“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也”。其實，這同後世某些貧困地區的餐飲業和娛樂業畸形發達沒有什麼兩樣。以東西兩市某些豪華奢侈消費說明長安城已經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本身就論據不足。另外，最為文人稱道的平康里（坊），即青樓，恰好就緊挨著皇城。所以在李曜看來，即使在古代中國，色-情業只有緊緊傍上權貴才能昌盛，似乎也早已成為鐵定的法則。

東西兩市的店鋪規模都不大，李曜隨意看了看，最長的不過三丈餘，最短的只有一丈餘，進深均為一丈餘。不過他又發現，許多店鋪乃是官貴修造，租賃收利。從店鋪的租金來看，其商業的繁榮程度頗有疑問。眾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著鋪面商業利潤的高低。而在唐朝最為繁盛的時期，官定租金限價月不過五百文。玄宗曾為此頒發詔書稱：“自今已後，其所賃店鋪，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文”。顯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測出一間鋪面的每月利潤是十分有限的。

至於唐朝中期以後，朝廷對兩市商賈的“借錢”盤剝，增加商稅，括僦櫃質，間架除陌，特別是宮市白望，對商貿活動的打擊摧殘累累見諸史篇。這時候李曜想起來一件事，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貫，餘併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嚴峻”，“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京師囂然，如被盜賊”，才搜刮得八十萬貫。經京兆少尹韋祺建議，又按僦櫃質庫法，四取其一，再搜刮得二百萬貫。這樣一場聲勢浩大、動用國家暴力、激起了罷-市抗議的行動，幾乎掃蕩了長安市場，所得不過如此，僅夠帝國兩個月的開銷。即使考慮到富商的抵-制和隱匿，也反映出長安商賈的資本和流動資金十分有限。長安市場的所謂繁榮，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