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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秦王變法(七)
送走這位裴縣令,李曜很是難得地安靜下來了一會兒,自去內院泡澡,算是給自己休息放鬆一下。對於李曜而言,唐朝上流社會的住所比之後世更見奢華,這棟宅子按說就是他一個人住,其餘人都是為他服務的,而其佔地卻是極大。要知道這可是在長安,相當於後世你在北京住一所接近十個足球場大的宅院。要不是考慮到亂世炒房沒什麼前途,他真恨不得自己弄出一個炒房集團來。
想到炒房,他又不禁想到這次的改革。事實上這次改革從根源上來講,就是透過行政手段,把朝廷往“重商”上引導。
事實上大唐到了現如今這個地步,對商業的重視已經大大提高,不過總的來說,其重視的方向還是有些問題。李曜從不認為中國不能比西方提前發展出資本主義萌芽,因為實際上在原先的歷史上,宋朝如果不是因為陷於對外作戰,失敗於對抗蠻族的戰爭,那麼世界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十有八九會是中國。
何為資本主義?這個問題在後世也有不同的學術看法,但在李曜看來,可以簡單的說,就是資本掌控了國家的經濟、政治命脈。什麼表現就是資本掌握國家的經濟、政治命脈?唐、宋的差別就在這個問題上格外分明。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就是對待商業的態度。
唐、宋是中國古代社會商品經濟空前發展、社會處於轉型的重要時期。自唐中後期至宋以來,朝廷對市場的管理由以往那種以市制為代表的“直接管理”模式,向以稅務設定為代表的“以稅代管”模式轉變。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國家市場觀念以及市場管理實踐漸變的表現。按照李曜的觀點來看,這就是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
比如說市場。唐代的市場以市制為代表,國家對市場設定地點、交換時間、交換方式等各個環節有明確細緻的規定。“市令”作為最重要的市場管理者,嚴格遵守國家對市場空間和時間的規定,以追求市場有序、交換規範、穩定公平為己任,在市場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坊市制崩潰後的宋代市場,在時空以及交換方面呈現出自由勃發的特點。由於市場活躍,形式多樣,故宋代國家給予市場更多的自由度,對市場的管理已超脫於唐代“直接管理”模式之上,向“以稅代管”模式轉變。似唐代那樣的“市令”極少,卻頻繁出現了管理不同類別的、不同行政級別稅務的“監稅務官”。他們都是市場的管理者,但宋代“監稅務官”不再將自己的目光聚焦在交換地點、時間以及交換者行為是否遵守規則等具體問題上,而是以收稅為職責或說目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達到有效控制和管理市場的目的。
唐宋兩朝市場管理者的變化,一方面反映出社會經濟,尤其是商業的變化。另一方面,則體現出國家市場觀念轉變而導致的市場管理模式的變化。
在李曜此次改革,首次提出“自由貿易區”概念之前,大唐的市場管理模式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即由朝廷“直接管理”。其雖然與先秦市制有淵源關係,但始終與朝廷的指令性管理、行政層級有密切的關係,體現出一種國家權力至上的特點。
唐中前期以前的“市”,一般多指官市,即國家派官員直接管理的、有時空限定的固定市場。唐代的“市”主要設定在兩京及全國地方州縣以上,長官即“市令”或由地方官兼管;在邊地有“互市監”,設監官一人等。朝廷對市場的管理由上而下由太府寺、兩京都市署、平準署以及州縣以上“市”等相關機構負責,而最重要的官員即“市令”。
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其副職丞則是“凡建標立候,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謂秤以格,鬥以槩),以三賈均市(賈有上中下之差)”,這是李曜向曾經主管過戶部的王摶請教得來的,大唐“市令”“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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