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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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官”“監官”等等。

這種變化是怎麼發生的？什麼時候發生的？

宋代“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官院選親民官臨蒞)；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之”。事實上，宋代稅務的創置及完善是一個自唐中後期、歷五代及入宋以來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這是在李曜出任兩池傕鹽使之後發現的一個新情況。

“務”的產生，按照李曜分析，大概與唐中後期以來國家財政稅收由農業稅為主轉向廣開財源，實施種種榷稅的措施有關，德宗時期實施的兩稅法就是最重要的一項，前人多有論述，就不贅述了。同樣是在德宗時，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並請於“諸道津會置吏”，“商賈錢每緡稅二十”，德宗採納了他的建議。這雖然是國家軍費窘迫下的動議，但卻可能是後代歷朝將商稅作為國家重要財源的先聲。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時，“王涯獻榷茶之利，乃以涯為榷茶使，茶之有榷稅自涯始也”。

很快，榷茶之巨大利潤驅動著國家及官員增加榷茶之稅額。在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時，浙江觀察使盧商奏曰“常州自開成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勑以茶務委州縣，至年終所收以溢額五千六百六十九貫，比類鹽鐵場院正額元數加數倍已上。伏請增加正額。詔戶部鹽鐵商量，並請依州司所奏。從之”。

從楊炎倡行兩稅法、趙贊倡行稅商、王涯榷茶稅等建議的提出，能否說明一點，國家管理層中一部分人已經意識到市場的發展和變化：市場不僅只是“管”的問題，而是要“用”。要使市場的利潤為國家所控制，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對流入市場的每一種物品“稅”。這種方法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時期“稅”的物件不同。只有針對當朝百姓離不開的最大宗商品，國家才能獲得最多的收益。

應當說，他們的建議之所以能夠實施，是當時商業的發展為其奠定了物質基礎。也正因為如此，“務”作為專管機構(唐時多曰“場”)最初與茶業、鹽業以及通商等具有較大利潤的經濟部門有關，且地位特殊，從設定之初其目的就是為了通商取稅。早期的“務”，只是指某一具體事務的名詞，後來才作為管理貿易和稅收機構，始有“茶務”“鹽務”等名。如李曜現在控制的河東兩池，即安邑、解縣兩地是此時重要的鹽產區，故曾有“兩池鹽務隸度支”的記載——當然現在已經是全面為河中節度使掌握。

在這裡，“茶務”更多的是指茶或鹽等事務而已。歷史上大約是到五代以後，由於鹽、茶以及通商等稅收利潤巨大，國家給予更高程度的重視，“務”才逐漸演變成一個專門的機構了。至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公元931)，“詔天下州、府商稅務，並委逐處差人，依省司年額勾當納官”。這裡的“商稅務”不僅是一個管理商稅稅收部門，且是在地方州府一級普遍設定的常設機構了。這也是“商稅務”名稱出現較早的例予。同樣，在後漢乾裙二年(公元949)時，兵部侍郎於德辰奏請三司“差清強官於襄州，自立茶務收稅買茶”，其目的就是其稅“足以贍國”。

歷史上自唐中後期歷五代入宋，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茶作為大宗商品異軍突起、各類商品交換日益活躍，使得“務”的設定逐漸固定下來，併成為各級地方主管貿易和稅收的部門。由於“務”主要作為以徵收各種與流通相關的稅錢為目的，所追求的是實際利益而非象徵性的國家權力。在這種狀態下，政府成為與個體商人可以在市場上“分一杯羹”的不同獲利者。由此，“務”的創設就成為市場管理模式漸變中的重要因素，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推動下，入宋以後的市場管理向“以稅代管”方向發展。

現在李曜設立自由貿易區，就是打算開始提早進行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