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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像王維、杜牧這樣得到推薦,舉子們便把自己平時得意的詩文編輯、謄清為卷軸,投獻給當時的權貴、名流。這種風尚就叫做“行卷”。一次不夠,隔日再投,稱為“溫卷”。白居易以《賦得古草原送別》向當時的名士顧況行卷。顧況笑著打趣眼前這個只有十六歲的書生:“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可當他看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已不禁傾倒,讚歎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難?”

盧儲的行卷就更是一個浪漫故事了。他向尚書李翱投贈詩文時,正逢主人外出。李翱年方及笄的愛女從案几上撿起盧儲的卷軸。細細誦讀後,李小娘斷言盧儲一定會是狀元郎。這話恰好被回來的李翱聽見了。數日後,他就託人向盧儲提親。一卷詩歌成就了一門姻緣。來年金榜題名時,也就是盧儲的洞房花燭夜。這位新狀元(又稱“狀頭”)兼新郎官的才子乘興寫下了一首催妝詩:

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

今日幸為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

時入晚唐,行卷之風已盛行長安。杜牧行卷時編了一卷詩,共一百五十篇;皮日休行卷時編了《皮子文藪》十卷,二百篇;《唐摭言》記載,舉子薛保遜行卷的時候所編的卷軸粗大無比,號稱“金剛柞”。每到春闈前,公卿門前的舉子如過江之鯽。他們送來的卷軸多數都沒有能送到主人的案几上。看門的老嫗用寫滿錦繡文章的卷軸代替守夜時用的脂燭,照亮了一個個漆黑的夜晚。

誰的卷軸能放到公卿名士的案頭呢?當然是門第顯赫計程車族子弟。透過剛才提到的幾個故事浪漫的情節,可以看見一點兒都不浪漫的本質:王維出身於號稱銀質金飾的太原王氏,杜牧的祖父杜佑是聲名顯赫的元老重臣,盧儲是海內“四姓”之一的范陽盧氏子弟,而他的岳父李翱更出於唐朝門第第一的隴西李氏……沒有這些市儈的前提,故事又何以能演繹得如此美麗?

盧儲的故事只是偶然開放在明淨月色裡的曇花。寒門舉子的落寞背影卻總在明月照不到的地方。正如《舊唐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勢門子弟,交相酬醉;寒門俊造,十棄六七”。這種對人不對文章的做法將舉子的先賦身來作為擢拔人才的尺度,多少還殘留著九品官人法的嫋嫋餘韻。在科舉考試的形式下,高第士族重新贏得了政治優勢。考試成了他們又一條青雲之路。文化底蘊深厚、人脈深厚計程車族,如滎陽鄭氏、博陵崔氏和趙郡李氏的子弟紛紛入鬧應試,為自己博取進士功名。重視科舉的晚唐,來自士族的宰相反而比過去一百多年都要多。科舉選拔和門閥政治,這兩種冰炭對峙的觀念竟然模糊了界限,消弭了分歧,為士族高門的子弟迎來了最後的東風。但是,在許多看似美麗的故事中,科舉制度失落了其本應具備的意義,直接滑向荒誕……

李曜記得最為深刻的,是在長慶元年春,那一段“滿地落花紅幾片”的幕春故事。

形式上遵循書面考試的規則,但又默許人們用行卷、通榜等方式來干預書面考試的結果,這就背離了考試製度本身張揚的機會公平這一價值旗幟。

士族政治借科舉之屍還魂,也背離了設立科舉制度時削弱門閥政治的初衷。正因為這種深層矛盾的存在,行卷、通榜在唐朝一直是朝野認可的一種時尚,卻沒有合法化。在李曜看來,這姑且可以稱之為“隱性規則”或者後世所流行的詞彙“潛規則”。這種行為遊走在合法與非法邊緣,很容易成為黨爭的導火索。不同的派系和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詮釋這個潛規則。他們既可以宣稱行卷、通榜是慣例,堂而皇之地培植自己的勢力,也可以將行卷、通榜斥為牟私,打擊自己的政敵。

這還只是科舉制度與黨爭的第一重關係。還必須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出於草莽、進於青紫的寒門士子也很快地在科舉制度上發展出一種“座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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