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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按照李曜的習慣,既然他提出了一件事,這就說明他對此事基本已經有了定論,他徵求幕僚的看法,一方面是對幕僚的尊重,一方面是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他們的觀點中來完善自己的思路。
李曜對這件事是什麼看法呢?他覺得中國在漫長的帝制時期,由皇親國戚、官僚、地主、富商大賈等兩位一體、三位一體甚至多位一體合流結成的“貴富集團”,是長期存在的,而且這種存在形成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一個特有現象。這個“貴富集團”既“貴”又“富”——既有權有勢,又有資有財,顯然是一個統治階級上層的強勢利益集團。
而在像大唐這種王朝國家時期,貴富集團的存在和發展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惡性特徵,這也是李曜希望能夠解決,或者至少要有效遏制的。
何為惡性特徵?譬如在社會經濟領域,大致從一個王朝的前中期,貴富集團就開始依憑其政治權勢和經濟優勢,上吞國有的土地和山林川澤,下侵廣大個體農戶的小土地,迅速積聚其土地資源,形成大土地私有以及大地產經營。同時,這個集團還不斷突破“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等政策法令,從事多種工商業經營和高利貸剝削,攫取鉅額工商業利潤,貪婪積累資產財富。結果,到了一個王朝的中後期,土地資源和社會財富高度集中於貴富集團手中,而國有土地銳減,王朝財政困難,廣大下層小農則無立錐之地,為佃為奴或者破產逃亡成為流民,生活飢寒交迫。等到了王朝末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貧富懸殊形同雲泥,階級矛盾異常尖銳,廣大下層小農“乞為奴僕,猶莫之售”,窮困潦倒,轉死溝壑,再也無法生存下去,只能被迫以造反的方式群起反抗,用暴力手段剝奪了貴富集團的財產,連同剝奪了他們的生命,並進而推翻王朝國家政權統治。
縱觀若干帝制王朝國家的衰亡過程,李曜覺得,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正是統治階級上層貴富集團大地產兼併積聚的惡性膨脹發展,造成了土地資源和社會財富在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巨大懸殊,激化了社會矛盾、階級矛盾並激起了那些所謂的“農民大起義”,最終葬送了本集團以及本階級的整體統治。這種情形在中國帝制王朝國家時代的歷史程序中多次重複,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
他如今所在的大唐,就是中國帝制王朝國家的一個典型,大唐貴富集團的存在發展也呈現出明顯的惡性特徵並有多方面表現。譬如他今天提及的大唐貴富集團大地產經營——田莊經濟的惡性膨脹就導致了巨大的惡性影響。
具體來說,大唐的“貴富集團”包括貴族、官僚、宦官、地主、富商大賈、佛寺道觀等。大唐貴富集團的田莊經濟,無論是其發展途徑、膨脹方式,還是作用影響,都表現出明顯的惡性特徵。基本上而言,大唐貴富集團田莊經濟的發展途徑和膨脹方式,主要是違法買賣、兼併、掠奪均田農戶的小土地以及侵吞國有土地、山林川澤和逃稅避役等,可謂途徑不正、方式違法。而其作用影響,則是既殃民、更禍國,可謂荼毒生靈,流惡無窮。最近他與各大世家交從甚密,對大唐貴富集團田莊經濟的膨脹發展歷程,比之前更加清楚,也就更加深入的瞭解到了這些惡性特徵。
大唐土地制度的根基,原本是均田制。均田制是一種國家等級授田制,按照等級(身份等級、地位等級、權力等級)高低授予數量不同的田畝,其中對於貴族官僚“永業田”的授田規定了很高的數額:“親王一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一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六品、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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