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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十三年(797),“義成軍節度使李復疾篤,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遂封府庫,入其摩下五百人於使衙。軍士恟恟,坦密言於盈珍,促收之”。
貞元十五年(799)二月,宣武軍亂,殺節帥陸長源及判官孟叔度,“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
長慶二年(822)七月,節度使李願因“不恤軍人”且“以威刑馭下”,由是“群情聚怨”。導致宣武軍亂,軍將趁勢推牙將李岕推為留後。汴州監軍姚文壽與兵馬使李質合謀“斬李岕及其黨薛志忠、秦鄰等”乃定。
另附文說一下本書中宦官監軍的歷史背景:
宦官監軍之所以取代了御史監軍,首先是因為宦官從性質上來說是皇帝家奴,容易得到帝王的信任。宦官是宮廷中料理皇帝起居飲食、灑掃傳達的侍應,他們朝夕侍奉天子,久而久之,容易與皇帝形成親近關係,相比較與外朝的官員來說,皇帝從心理上容易傾向於信任宦官,認為他們更容易服從,聽命於自己,不像外臣、尤其是宰相那麼難以搞定——想想當時能夠將皇帝制敕一言封駁,直接將之打回中書省重擬的門下侍中,換了你是皇帝你也不樂意天天看著這麼個老頭兒不是?
後人評論唐朝,有三個皇帝獲得較高評價,分別是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和憲宗李純。這位憲宗皇帝的最大功績是主持削藩,而且取得巨大成就,出現元和中興。這位憲宗皇帝曾貶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他問李絳:“聯出承璀何如?”李絳說:“外人不意陛下邃能如是。”憲宗說:“此家奴耳,向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聯去之輕如一毛耳!”
可見,在皇帝眼中,宦官是家奴,相對於那些勳臣宿將來說易於操控,而且可以任意貶黜。而且宦官作為皇帝親近之人,有時也的確為維護皇權出力。
舉個諸位看官熟悉的人物為例子:上元元年(760年),已經是太上皇的李隆基被逼“遷居”。李輔國戎服領兵而來,被高力士喝止,李輔國上前斬殺了高力士的一個侍從。李隆基和一干隨從都十分驚嚇,只有高力士毫不畏懼,對擋道計程車兵大聲喊道:“太上皇問將士們好,還不趕快放下兵器,高呼萬歲!”兵士們被高力士的凜然正氣所震懾,紛紛刀劍入鞘,跳下馬來,向玄宗高呼萬歲。高力士還不罷休,又大聲喝令李輔國:“還不趕快給太上皇牽馬護駕!”李輔國雖然權傾一時,但面對這種情況,也是進退失據,囂張氣焰頓時被打下去了,只好乖乖地把玄宗護送到西內太極宮。
再者,宦官作為刑餘之人,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們對皇權的渴望和威脅遠不及外朝的官員們來的小,在皇帝與藩鎮節度使的權衡中更傾向於維護皇權,而不像一般朝臣比較容易被地方藩鎮勢力所吸納。雖然自元和之末,宦官威勢日盛,“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但他們並沒有卻而代之,再怎麼變著花樣鬧,所立的始終是李氏子孫。
宦官所立者皆是李氏子孫,它至少確保了李氏天下的延續,避免了唐前期朝臣和氏族勢力左右皇位繼承的情況,從而保證了皇權傳承的穩定。而如果是朝臣權力過大,就有威脅皇權,取而代之的可能,這在唐以前的歷史中就已經無數次出現過。對於唐朝皇室來說,太宗朝的爭儲,武后時期的屠戮以及安史之亂的影響都無時無刻提醒著他們要提防那些勳臣宿將。相比較之下,身為刑餘之人的宦官自然更容易讓皇帝最為放心。
再有就是,重用宦官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無奈之舉。安史之亂期間及之後朝臣的表現令皇帝非常失望,使皇帝愈發不信任朝臣,不願意再給他們過多的權力。文武大臣眾多的投降變節行為,使皇帝對臣下的猜忌加深。德宗建中元年先有張涉受賄、又有薛豈盜隱官物。二臣繼以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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