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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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營田經營也採用過僱傭經營的方式。如百姓營田，“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這是自有唐以來朝廷僱傭百姓營田的情況。

這兩組文書，從其內容看，營田使派發營田百姓穀物時是以家庭為單位，按照性別、年齡給予營田戶分發各種穀物。這說明營田者與朝廷之間是一種僱傭關係。

唐代後期朝廷經常募兵營田，所募食糧健兒亦即官健。唐代的官健營田也具有一定的僱傭性質，如宣宗大中三年八月之《收復河湟德音》詔文載：

奏鳳翔、邡寧、靈武、涇原四道長吏，能各於鎮守處，遣官健耕墾營田，即度支給賜牛糧種子，每年量得斛鬥多少，便充軍糧，亦不限約定數，三州七關，鎮守官健，每人給衣糧兩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給，一分度支加給，仍二年一替換。

給予官健每人衣糧兩份，說明官健的勞動也具有一定的僱傭性。由於僱傭關係的發展，到了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僱民或借庸以耕。”

唐代的營田也採用過地租經營的形式。如“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唐後期經營營田的高貲戶直屬戶部，向戶部納租，說明營田也採用了地租經營的方式。

屯田與營田都有轉化為民田的情況。如前所述，屯田、營田的經營者、經營方式都會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同樣，其土地性質也會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在唐代，隨著土地私有經濟的充分發展，屯田、營田都有轉化為民田的現象。

玄宗年間，即有賜屯田予百姓的現象。如開元八年，令屯田中有百姓掛籍之地，在百姓還回後，割還其土地；並令將屯田地中的熟田，給予“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辨功力，能營種者”耕種。開元二十五年，又令陳、許、豫、壽等四州的屯田，“並定其地量，給逃還及貧下百姓”。開元二十六年，又令“京兆府界內，應新開稻田，並宜散給貧丁、及逃還百姓，以為永業。”代宗大曆年間，又令華州地區的屯田，“並宜給與貧下百姓。”唐代中後期，將部分屯田還授給百姓，主要是因為在僱傭經營下朝廷所得不如在私田下朝廷的收益。

唐代後期，營田也有轉化為民田的現象。如宣宗年間，西北三州七關附近的營田戶可以耕墾五年不加賦，五年以後，“重定戶籍，便任為永業”。

唐代後期屯田、營田向民田轉化，一方面反映了唐後期土地兼併、私有化的加強，另一方面也說明在社會動亂的情況下，朝廷的控制力也相對減弱。

至於屯田與營田雖屬兩種不同的土地經營制度，但歷來易被人們所混淆，除了上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外，還有以下原因：

一是文獻中記載屯田、營田的用語有時比較模糊。

屯田與其它形式的田地一樣都需要經營，所以文獻中常常會有“營屯田”之語出現。如《北史》載：李賢在河州“大營屯田，以省運漕。”《隋書》載：北齊河清年間，令“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新唐書》載：貞觀年間，劉仁軌“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此外，在記述屯田、營田兩種事物時，文獻中常常運用“屯營田”之簡語來表達。如《續通典》載：北宋“景德二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併兼制置諸營田屯田事，舊兼使者如故。”《宋史》載：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留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營屯田”與“屯營田”之語多次在史籍中出現，很容易讓人認為屯田、營田為一回事。

前文已言，屯田以屯為單位組織生產，屯是屯田的最小單位；但在文獻記載中偶爾也有以營為單位的，如《玉海》載：南宋高宗紹興年間，“鄧艾屯田，自鍾離以南置營”。營田的組織單位為營。如德宗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