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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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勢力依然很雄厚，劇烈的土地兼併就不可免，到中葉均田制和府兵制都被破壞，農民流離失所，中央只好改行兩稅法和募兵制。募兵制募出了許多擁兵自重、不服中央管制的軍閥，形成了藩鎮割劇的局面。

毀天滅地的農民大起義，毀滅性掃蕩了門閥貴族這個腐朽勢力，使之永久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卻無法消滅藩鎮這個新怪物。而在李曜這個後人看來，藩鎮不解決，唐宋之交的政治升級就無法完成。不過幸好，正是在五代十國這個特殊時代，中國雖然付出了華北幾乎被毀的代價，卻也基本解決了藩鎮這個前進障礙，所以才能在宋代迎來一個新的繁榮期。此時的上層組織，世襲的衣冠權閥消失了，貴族政治為文官政治取代，憑科舉上位的“形勢戶”——來自地主階層的儒生成為執政的主導力量。軍事上藩鎮軍閥被具有儒家信仰的將領所取代，從此根基穩固，再未發現過貴族化傾向的倒退。

李曜現在急著要做的，一是以推崇新儒家思想的新儒生取代過去的門閥貴族，二是以同樣認同新儒家思想的將領來取代藩鎮，從而徹底完成“由思想到行動”的國家上層結構變化。

在經濟領域，歷史上中晚唐以來蓬勃發展的商品經濟在宋代達到空前高峰，而封建程序也從魏晉隋唐以來的莊園農奴制階段，過渡到宋代的租佃制占主導地位的新階段。構成生產力基本要素的農民，在身份上和人身自由上都獲得了提高，生產的積極性極大釋放出來。從此宋元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中國社會基本上處於這個階段，因此被史學家譽為“近世”。

在這一時期，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長期戰亂嚴重破壞的黃河流域的生產力獲得了全面恢復，欣欣向榮的長江流域又成為一個新興的經濟文化中心。所以宋代的繁榮比此前任何一個朝代更加進步和全面，社會也變得更為人性化、多元化。工商業和服務業發達的程度驚人，甚至出現了原始工業化和資本主義萌芽。難怪陳寅恪曾感嘆“唐近古，宋近今”。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也曾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說到“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

五代十國這個亂世，為這一偉大程序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五代十國雖被後世目為混亂黑暗的“季世”，但它不同於東漢末和晉代的大分裂，不但沒有倒退，反而是朝進步的方向前進。在這個時期，舊的政治階層被消滅，新的因素在壯大，每個短命小王朝多不再以門第取才，態度務實，唯賢是舉，社會和政治結構都在排除著舊的、腐朽的因素。正如著名學者鄧小南所說，這是“一個破壞，雜糅與整合的時期。”是一個為治世做準備、由壞向好的過渡時期。

“五代”和“十國”還不自覺的形成了一種合理的歷史分工：五代著重於解決藩鎮問題，恢復強大的中央集權，推動政治轉型。十國則保住了中唐以來南方的經濟成果。到宋初，這場變革所需的政治、經濟上的兩個條件都已俱備，才會造就新的輝煌。所以五代的貢獻是組織結構上的，是制度上的，是骨架，是靈魂。十國的貢獻則是物質上的，是生產力，是血和肉。

因為歷史上也正因如此，北方為五代的政治升級，付出了慘重代價。而十國則和平富庶得多。五代個個是軍人政府，“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皇帝淪為傀儡，藩鎮統帥自己也常是驕兵們的玩物。更有弟奪兄位、子弄父權，至於宦官干政、外戚攬權、伶人恃寵等封建政治所有的醜陋現像在五代都淋漓盡致的上演著，可謂“五毒俱全。藩鎮之間也是互相撕咬，“勢均者交鬥，力敗者先亡”。僅在中原地區，短短五十三年間改朝換代多達六次，前後變更八姓十三君，至於下層生靈塗炭的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五代結束時，中原人口最稠密的汴京及周邊數千裡之地，沒有荒蕪的土地，僅僅十之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