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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節度使只是對“持節都督”的一般稱呼,並不是正式的官名,後經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幾朝的發展,逐步形成和完善。正式以“節度使”為官名,是從唐睿宗景雲年間開始的。景雲二年(公元711),“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自此始有節度使之號,遂至今不改焉”。景雲二年(公元711)“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會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自此,節度使制度正式設定。
而節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卻是在唐玄宗統治時期,“明皇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備西邊;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以備北邊;曰平盧,以備東邊;曰隴右、曰劍南,以備西邊;曰嶺南五府經略,以備南邊,節度治理,其初固止於沿邊十道耳,自安祿山之亂,則內地始置九節度討之”。
節度使由初期在北方及西北、西南邊境設定,到後期普及中原,乃至在全國範圍內形成,逐漸發展完善起來,其權力也愈來愈大,甚至朝廷也漸不能制。
具體到此次李曜拿出來作為驅動幾大藩鎮奪回河西隴右誘餌的河西、隴右節度使的設定,在初時有著其深刻的背景及原因,是集合了多種因素而形成的。
首先,大唐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勢力大不如前,無力抵抗吐蕃的強勢進攻。唐朝前期,尤其是唐太宗統治時期,由於他奉行“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使其周邊的民族部落、政權都臣服於其下,正是所謂“四夷來服,八方賓服”,創造了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天下安定、和平的貞觀盛世,使大唐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
然而,隨著唐太宗的去世,唐高宗的即位,大唐也開始由盛世漸漸走向衰世,勢力大減,原本臣服於大唐的少數民族政權紛紛開始反抗,脫離唐的統治,甚至侵犯唐朝邊境,如突厥、吐蕃、南詔甚至渤海等,尤其是吐蕃,在唐太宗與松贊干布相繼去世以後,與大唐的關係開始惡化,雙方常常劍拔弩張。而對於唐朝內部本身來說,也是憂患重重,政權不穩,皇位更替頻繁,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唐朝統治者又只有先穩定外部,以求加強對內部政權鞏固。由於之前在西北邊境上設定的安西都護府等軍事機構,在這一時期也是勢力衰弱,作用微小,為了防禦吐蕃的強勢進攻,只能設定新的軍事機構,在這種情況下,河西、隴右節度使的設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唐朝實行了一套“安河隴、保長安”的防禦策略。
其次,唐蕃關係發生了變化,由和平轉為了戰爭。在唐太宗之前,唐和吐蕃之間幾乎沒有正面接觸過,“吐蕃……近世浸強,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雙方彼此還不是很瞭解。所以在貞觀八年(公元634),松贊干布向唐求和親,太宗想借此事試探一下吐蕃的虛實,沒有答應和親,只是“遣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婚,帝不許”。
於是,便有了貞觀十三年(公元639)的松州之戰。雖然此次戰役是以唐朝的勝利而告終的,然而,太宗也意識到了吐蕃的強大,對其勢力也不敢小覷。所以太宗從政治、軍事、邊境等方面考慮,為了西南及西北邊疆的穩定,對於吐蕃的第二次請求和親,便予以答應,貞觀“十五年,妻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的入蕃,使唐蕃之間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和平。雙方邊境基本上相安無事。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唐太宗和松贊干布的相繼去世,由他們建立的和親政策、友好關係也被打破,隨之而來的是唐蕃之間長達170餘年(公元650~821年)的戰爭與友好往來交織發展的複雜局面,唐蕃關係和戰無常,而又以戰爭為主。松贊干布去世後,吐蕃軍隊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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