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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帝制賞罰之事,聽命於朝,循分自揣,安於其位,而特不屑臣服於逆賊之廷,亦可謂之不妄矣。”那麼,楊行密與他的“英雄”們建立的是一個怎樣的政權呢?
楊行密與後來吳國的將領,擔任著州、縣長官。但“楊行密雖是他們的首腦,只是用‘智略’約束他們,而不是靠權力統率他們。這是因為:唐帝國雖僅儲存著招牌,畢竟還沒有正式垮臺;淮南地區雖已形成獨立割據,但吳國還沒有宣告建立。此時,吳國中央政權表現為:吳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地方政權表現為:‘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可見,吳國的國家機構還是不健全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還是不正常的,國境內的政令還是不統一的。’”
如今,楊行密還不是吳王,甚至連弘農郡王都還不是,僅僅只是淮南節度使,又是短期內突然崛起,約束力自然更不是那麼強大。
其次是順應民心,此為保障。
王夫之對南方許多割據政權順應民心民意的做法很以為然:“王潮約軍於閩海,秋毫無犯;王建從綦毋諫之說,養士愛民於西蜀;張全義招懷流散於東都,躬勸農桑;楊行密定揚州,輦米賑饑;成汭撫集凋殘於荊南,通商勸農。此數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順民物之慾,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帥之罪罪王潮,不得以黨賊之罪罪全義,不得以僭號之罪罪王建,不得以爭奪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帥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專者,概可勿論也。”時“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楊行密“力捍兇鋒,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立”。
時人稱揚一益二,經過七年戰爭淮南破敗不堪,商賈不行,百業凋零。楊行密注重治理根本。江淮有茶鹽之利,雖經戰火破壞,但基礎還在。楊行密曾經“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勖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進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他採用高勖建議,未強行交換百姓布帛,而以茶鹽同鄰道物物交換。楚州鹽城縣有鹽亭百二十三,常州一帶則產茶葉。楊行密招撫流散,發展生產,這些產業在戰後都被恢復起來。田頵為寧國節度使時,宣州地區“民室未完,民逃未復”,田頵採取措施,輕徭薄賦,讓逃民復業,“不期歲,菏耰秉鋤犁,撬播於泥,如雲之稼,穰穰在畦”,其時“食廩實矣,田野闢矣”。南唐史虛白即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
同時,李曜還注意到,楊行密因地制宜制定的稅收政策很有創造性。“先是,吳有丁口錢”。陶雅入歙州後,開始實行按畝徵錢制度,這是五代十國時期田稅改革的前兆之一。如果說丁口錢的徵收具有臨時性,按畝徵錢則向定製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獨醒雜誌》雲:“予裡中有僧寺,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稅帖,今尚無恙。予觀楊行密時所徵產錢,較李氏輕數倍。”“產錢”是南宋人對地產的習慣稱呼,即田稅。稅帖反映的史實是,楊家初征時稅額較輕。由於苦心經營經濟,“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而在非常時期,楊行密始終保持節儉,他到泗州時,“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慚”。這種做法與驕奢著稱的湖南馬氏和刻薄出名導致士民皆衣紙的杭州錢鏐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再次是強軍立足,此為根本。
爭戰之初,由於楊行密賴以起家的將士主要由淮南人組成,戰力遠不如北方燕趙及河東軍隊,在戰略上往往處於劣勢。孫儒覆滅後,“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為親軍。”平時厚其稟賜,逢戰使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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