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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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不僅是文士，還是能吏，這是在五代最為缺少的一類人才，不可不要。

須知唐末五代時期，與“武將”相對應的“文臣”，就其組合成份而言，實際上是一個相當龐雜的群體。在他們之中，有的來自往日的名門、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舊臣，有的則逢風雲際會或憑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間。他們有的曾經從文業儒，有的素來不學無術；有的長於治事，有的不堪繁劇；有的潔身自好，有的則諂諛無行。他們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謂“文吏”。

文臣群體的構成特點，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其內部關係。以“華族科名”為特徵的“衣冠之士”，自唐末長期居於領袖群倫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謀士班底，則主要由一批沉浮於社會基層、在戰亂及重建過程中湧現出來的善斷繁劇、兼具刀筆吏幹之才者組成。文臣群體中不同型別人物之間素存的芥蒂，在動盪之中顯露無遺。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對於“清流”的嫉恨，楊邠、王章等人對於禮樂文章的鄙薄，就不難明白，“文臣”們彼此之間的成見有多深。這些人雖然起家方式、素質能力各異，在當時卻攀升向同類目標，在同一出路中搏爭。這種艱難生涯中之擠抑排斥、升降成敗造成的敵視是刻骨銘心的。橫亙於他們之間的溝壑，實際上並不淺於文武之間的畛域區分。

此時還算唐末，衣冠之士還有一定地位，再過十年，兼具“名族”與“文學”背景的所謂“衣冠之士”，在朝廷決策過程中所能起到的實際作用就會相當有限，但他們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試圖維持其最後的地位。這種狀況在唐末以及號稱承繼“大唐”的後唐時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從君主到官僚回天乏術，卻出現了講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學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貢舉為官宦士族、權豪子弟所充塞。鹹通中舉進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詩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昭宗朝進士黃滔也說，“鹹通乾符之際，豪貴塞龍門之路，平人藝士，十攻九敗。”風氣所向，“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一時間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於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且科舉及第者。以昭宗後期的宰相為例：孔緯，曲阜孔氏之後，擢大中進士第；韋昭度，屬京兆韋氏，鹹通進士；崔昭緯，清河崔氏，亦進士及第；裴樞，出自“代襲冠冕”的河東著族聞喜裴氏，鹹通進士；崔遠，博陵崔氏，龍紀進士，“諸崔自鹹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陸扆，祖系吳郡陸氏，光啟進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墜”的期望；柳璨，出自河東柳氏，光化登第，因學術博奧而“時譽日洽”……這批人的“衣冠聲望”成為唐廷在無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歷史走到這一步，所謂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義；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與權力中心疏離而風光不再。既為大士族之後而復紛紛投身於科舉，正反映出歷史的發展趨勢。而在經歷了黃巢起義“天街踏盡公卿骨”式的掃蕩之後，上層社會中反而出現了朝廷與“衣冠流品”的緊密結合。不過，此時會聚起來的這些兼具“閥閱”與“冠冕”者，實際上不可能再構成為封閉排他的貴族權勢集團，除去可以增重些許身份作為號召之外別無意義。而且，“衣冠流品”對於政權的強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們在亂世中的適應能力。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對著內官中使乃至禁軍將領的戒惕與抵-制，在外部面臨著強藩咄咄逼人的壓力，全無震懾扭轉之功。如韋昭度者，“舊族名人，位非忝竊”，卻被宦官田令孜譏諷為“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林則借人把筆”；至於裴樞等，更只被軍閥朱溫及其腹心視為“衣冠宿望難制者”。

正當王朝末路的這批士大夫，其資質構成有著令人矚目的特點。唐廷為乞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