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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業觸角遍佈天下,自然不會忘了順帶將造船也帶動一下,為今後提前作個準備。所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鉅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又有說:“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大唐航運,以長江為東西主幹線,南北有眾多支流及運河相溝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錯密佈,處處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見到船舶的頻繁往來。
不過若說造船,最盛者當在長江流域。
在長江上游,造船業有著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總管楊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艦”。武德年間,夔州總管李孝恭東下征戰,於此“大造舟楫”。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準備跨海徵遼東,下令各州打造艦船,鑑於蜀地“百姓富庶”,於是“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艦船造成後,“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後蜀時,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區的造船行業始終保持旺盛的勢頭。
大唐劍南道的物資主要透過長江航運直下荊、湘,既能遠帆出海,也能轉航北方。杜佑說:“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趨東關,歷潁、蔡,涉汴河抵東都。”沿長江直下,商貿交通暢行便利,往來船隻難以計數,對此,唐朝詩人多有描述。薛逢《題劍門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貨通邦計”;盧綸《送何下第後歸蜀》雲:“水程通海貨”。杜甫更有“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青帘白舫益州來”的諸多吟詠。
到了長江中游,航道舒闊,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數量又明顯多於上游。李嶠《為第二舅讓江州刺史表》說:“荊門東會,舳艫相接”;符載《土洑鎮保寧記》曾說荊門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線上:“士民工商,連檣如雲,必將沿於斯、溯於斯,……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由長江主航道南穿洞庭,進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劉禹錫說武陵:“擁楫舟為市”,沈傳師說潭州:“丹檻繚郭千艘屯”。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據《唐鑑》卷三記載,貞觀年間,朝廷“輸直僱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與造價來講,潭州能夠承建大噸位的船舶。
從鄂州下江州,便可透過鄱陽湖直抵洪州,在這段水域內,船舶最為集中。《唐國史補》中記載:“洪、鄂之水居頗多,與邑殆相半”、“舟船之盛,盡於江西”。廣德元年(公元763年),“鄂州大風,火發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見鄂州江面上船隻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帶的船舶數量也不亞於鄂州。獨孤及《豫章冠蓋盛集記》記載:“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吳人、荊人、徐人,以其孥行,絡繹薦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宏舸巨鷁,舳接艫隘。”符載也說:“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駕萬軸”。洪州地區的造船能力相當充實,一次便能鋪開數百艘船隻持續打造。貞觀年間,太宗皇帝曾委任閻立德“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並隨從這批海船渡海徵遼東。後來,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資治通鑑》也曾記載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而長江下游一帶,素以水鄉澤國而著稱,其船舶擁有量及其航運能力更是在唐朝首屈一指。靠近揚州的江面上,船隻格外見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揚州府……江中充滿舫船,積蘆船,小船,不可勝計。”《唐大和上東征傳》也說此處“江中迎舟,舳艫相接。”東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與揚州通航,大小船隊,往來如梭。陳鳴《廬州同食館記》說:“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舳艫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河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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