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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李雲龍的意料,馬天生自從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後,似乎並沒記仇,每天見面還總是和顏悅色地打招呼,顯得很有涵養,好像他倆之間從沒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相比之下,李雲龍就做得差多了,他是個不會掩飾內心活動的人,心裡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現出來。以前的老政委孫泰安是個老好人,脾氣好,沒野心,凡事總順著李雲龍,還處處維護李雲龍的威信,所以兩人之間從沒發生過爭吵,彼此相安無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李雲龍是被孫泰安“慣”壞了。
而馬天生就不同了,他認為自己是個堅持原則的人,凡屬於自己分內的工作,他絕不允許別人插手,有什麼需要拍板的事,也絕不徵求李雲龍的意見,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雲龍第一次見面時曾很客氣地稱李雲龍為老同志,希望多多幫助,聽得李雲龍心裡還挺受用,可日子長了,李雲龍發現馬天生當初的話只不過是客氣一下罷了,他根本沒什麼需要李雲龍“幫助”的,只是把李雲龍當成一個平級幹部相處,既不顯得疏遠,也不特別尊敬。甚至也不像開始那樣稱他為“李軍長”,而是很隨便地稱“老李”。這種缺乏禮貌的行為使李雲龍很不滿意,總在心裡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嗎?孃的,一個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這他孃的到哪兒去說理?
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煩瑣,比如組織毛澤東思想講用會,連隊的“一幫一、一對紅”活動,著重培養一些基層連隊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組織部隊幫助農民搞春種秋收,抗旱抗洪。據基層幹部反映,馬政委在助民勞動中的確身先士卒,有一次竟累得昏倒在田頭。他自律精神很強,煙酒不沾,沒有任何個人嗜好,除了重大場合,他平時總穿著一身補著補丁的舊軍裝。他調來的時間不長,就幾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層連隊,在戰士們眼裡,他像個和藹可親的連隊指導員,和戰士們促膝談心,噓寒問暖,親自把病號飯端到生病戰士的床前,感動得那個戰士流著淚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還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難的戰士曾接到家裡的來信,聲稱接到了匯款,家庭困難已解決,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幫助的戰士都認為,匯款人很可能是下來蹲點的馬政委所為。因為只有馬政委和他們談過心,詢問過家庭情況。還有一些夜裡上崗的戰士,都見過馬政委屋子裡到深夜還亮著燈光,有好事者趴著窗沿探望過,見馬政委正捧著毛主席著作在聚精會神地讀著。
鄭秘書有一次去馬天生家送檔案,回來後告訴李雲龍,馬政委家裡空蕩蕩的,除了幾件公家配發的傢俱外,幾乎什麼也沒有,連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補丁的,可他有很多書籍,鄭波掃了一眼,只記住幾本,有《自然辯證法》,有《一八七一公社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似乎還有黑格爾和斯賓諾莎的著作,書名沒看清。鄭波是這樣評價的:“看得出來,馬政委是個理論型的幹部,文化水平很高,從藏書上能看出來,我以前也去過老政委孫泰安家,孫政委沒有藏書,除了‘四卷’,只有本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理論水平上看,這兩個政委是沒法比的。”
李雲龍聽著不大入耳,便陰沉著臉道:“鄭秘書,我是不是該和幹部部打個招呼,調你去馬政委那裡工作呀?”
此話一出口,鄭波就住了嘴,從此再也不提馬政委的藏書和理論水平了。
除夕那天,馬天生在全軍團以上幹部會上作政治動員,提出要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李雲龍在一旁插嘴道:“同志們要正確理解馬政委的意思,什麼叫‘革命化的春節’?就是艱苦樸素,不許吃好的,你七碟八碗,大魚大肉,那還能革命嗎?告訴你們,修正主義就是這麼出的,成天吃他孃的土豆燒牛肉,能不修嗎?所以,今年的春節要突出政治,要憶苦思甜,大魚大肉你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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