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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之前和郭樸說會試之前都住在他的大學士府,其實那只是個說辭,主要是用這個姿態表示對郭樸的支援,從而加強郭樸在高黨的權威性。這一點,高務實知道郭樸一定能看得出來。
既然只是個姿態,那麼在接著朱翊鈞的“君威”,高黨雷霆萬鈞的扳倒了凌雲翼之後,高務實就不必真的一直住在郭閣老府中了。
會試的主考官都是皇帝在考試之前臨時決定的,但高務實知道郭樸就算被皇帝點將主持本次會試,他也也一定會拒絕。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高務實這次也會參加會試,而高務實是他的學生。
出於同樣的理由,高務實估計大舅張四維也不會出任本次會試的主考官。
這就讓高務實有些撓頭了,因為會試主考,是有很大機率會讓一位內閣閣老領銜的,而現在內閣只有三位閣老,如果郭樸和張四維都不肯出任主考,那很大機率這次的主考官會是申時行。
申時行在先帝隆起朝時就是“同知太子經筵事”,雖然不是日講官,但因為他“負總責”,其實也是給朱翊鈞講過課的——那也就是給高務實講過課。
申時行是嘉靖四十一年金榜的狀元公,學問水平自然毋庸置疑,不過這位狀元公的課高務實一直不是特別喜歡,倒不是他講不清其中道理,而是申時行講課的風格實在是太過於四平八穩,說話也是小嗓門,溫文爾雅有餘,威嚴肅殺不足。
不過,這恐怕也是申時行的個人風格,他是個溫文爾雅的人,其做學問甚至有些把儒學往道家的無為上帶,某種程度上而言,他代表了現在心學中的某一派傾向,就是過於注重所謂心性的修養,而把現實中的許多事情刻意淡化。
中國有兩千年封建史,這兩千年中的大一統王朝自漢以降,一直是尊儒家為正統價值觀。但是所謂儒家學說自孔孟之後,也是變化發展的。自從宋代後,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北宋五子開創的新儒學,在南宋分為朱陸兩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學逐漸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學則進一步成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並透過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為君主統治的正統要義。
而至明代中後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江南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市民階級的壯大,一股帶有平民主義色彩的個***思潮,開始猛烈衝擊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官方意識形態和綱常禮教觀念。王陽明心學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比起從政的經歷,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矚目。結過艱苦卓絕的現實磨練,他成就了自成一說的心學理論。“致良知”是王陽明哲學的核心。後人因此也稱王陽明哲學為良知之學。
據說,曾有人請王陽明講學,問他:“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麼可講的呢?”問話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講良知,不要守著“致良知”不放。而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樣的話來反駁他,說:“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麼可講的呢?”
其實對於這一則故事,高務實是有個人看法的,而且是“不同看法”。
儒家的“太宗”《孟子》裡說,良知是一種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人們透過性善所體現的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些東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陽明卻把這個本能的道德感應變成了三觀的核心價值觀念。
高務實一直認為,禪宗就是把佛教中國化和通俗化了,而王學與禪宗頗有些異曲同工,是將儒家學說也通俗化和大眾化了,不必拘泥四書五經教義,人人都可隨心所欲地領會儒教,人人可以為聖賢。
陽明心學一直在民間流傳甚廣,但因為沒有系統的嚴謹理論,所以無法取得正統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階段遭到官方打擊。即便王陽明死後,嘉靖帝還評價他說:“守仁放言自肆,詆譭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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