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隱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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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官還是有能力的，辦事水平也不會太糟糕，這不就有了提拔的基礎了麼！

況且，高務實也不是提拔王之禎，他也沒這個權力，他只是給王之禎創造一點露臉的機會，讓他的名字能夠出現在朱翊鈞面前罷了——高務實當然也可以直接在朱翊鈞面前提起王之禎，但那就未免流於下乘，不夠水平了。

至於說高務本，他這位堂兄為人比較老實本分，如果是在某些清水衙門，或許可以做個主官，但在錦衣衛這種虎狼之地，高務實就根本不考慮把他推上堂官位置了，頂破天能做個副手的樣子，甚至再低一點也說不定。

不過不管怎麼說，高務實是敢於想辦法推他們一把的，也不擔心皇帝懷疑——不是因為他跟皇帝關係親密。

這是個“制度”和“趨勢”的問題。

制度，就是大明朝獨特的蔭官制度(蔭官曆朝都有，但明代比較有特色)；趨勢，就是“文官蔭武職”的特殊趨勢。

明代的蔭官制度，本書前文曾有淺議，此處不再贅述，單說一下這個“文官蔭武職”的神奇趨勢。

根據考證《明實錄》可以發現，有明一代的“文臣蔭武”並非一開始就有的，其發源於景泰年間。

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時督兵貴州的兵部尚書侯璡“以勞瘁卒於普定”，景帝“賜祭葬，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至此之後的景泰二年、景泰五年等，這種“文臣蔭武”的記載就開始不斷出現了。

但是仔細分析一下景泰年間的“文臣蔭武”記錄可以發現，當時那些文官蔭子武職的情況，應該視為對文臣軍功勳業的個別嘉獎，其制度化執行程度甚低(我就不一一舉例了)。

此後天順、成化、弘治三朝延續前政，視軍事貢獻為主要衡量標準以蔭敘文官子弟武職。當時正逢明代文臣督、撫統兵制度推廣之際，得蔭之邊臣有所增多。

當時，有關文臣蔭子武職的具體條件、實行細則並未開列於典章，從景泰朝以降的十餘個相關事例來看，獲得文臣蔭武優待的大臣，還是文官集團中的絕對少數，仍屬於“異典”範疇。但不斷累積的文臣蔭武案例，也構成了一種類似“事例法”的制度規範。

作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蔭子武職故事，常為後人援引為再開蔭敘恩典的依據。例如於謙之子于冕，本受蔭任府軍前衛副千戶，但到了成化朝，于冕“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後“累遷至應天府尹”。但這個，仍然還是特例。

然而從正德朝始，文臣冒濫軍功以蔭敘世襲武職的情況就陡然增多了，這明顯是受到武宗尚武情節及宦官佞幸冒功風氣的不良影響。

據《弇山堂別集》載，正德五年“寧夏平”，邊功加恩於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劉忠、梁儲等，閣臣皆加官蔭子。此次推恩雖未將閣老們蔭子武臣，但邊功恩及內閣實“自茲歲始”。

至正德八年，“以山東、河南賊平，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蔭子錦衣世襲正千戶，辭”。

此後正德十二年，朝廷“錄大同打魚王山及鎮西南山莊坪等處功”，將監督太監張忠“加祿米二十四石，蔭弟侄一人為錦衣衛正千戶”，並“總兵左都督劉暉子副千戶，提督侍郎丁鳳子百戶，俱世襲”，又以“兵部運籌有功”加尚書王瓊“少保兼太子太保，蔭子如忠”。

該戰役本因諸將官杭雄等拼殺“乃有此捷”，而太監張忠提前回朝，並無功勞，只是因兵部尚書王瓊題請，“故忠再受賞而並及瓊”。當時王瓊“與權幸相結納”，多次冒領軍功，“數承蔭敘”。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開“應州御虜功升賞”，大肆封賞蔭內臣武將子弟，“督餉侍郎鄭琮仁、侯觀，廵撫都御史胡瓚、劉達各蔭子”錦衣衛百戶。此次推恩加蔭被《明武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