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3章 臣高務實領旨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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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遼東巡撫一職？”高務實聽完張四維的話，一臉詫異地反問：“心學門下現如今有值得一提的文帥嗎？”

文帥就是文人出任大帥的意思，也就是能夠掌兵的巡撫、總督。一直以來，除了王守仁本人之外，心學一脈中的文帥迄今為止還沒有特別值得一提的，個別幾個能打的文帥也都不是純粹的心學派。

比如梁夢龍雖然是張居正的門生，而張居正又是徐階的門生，但張居正本人的施政理念就談不上“心學”，到了梁夢龍就更加與心學疏遠，現在乾脆“跳槽”到了高黨的實學派陣營中來。

其實現在大明政壇的“心學”和“實學”劃分已經與十年前有了不少變化，不再單單從師生關係、出身地域來劃分，而開始以施政理念來劃分了。

如果非要簡單一點說，那大概就是心學派堅持“道德至上”，而實學派堅持“實效至上”；心學派堅持“治國在於人，治人在於德”，而實學派堅持“治國在法，而法因時而變”。

正經的說，心學雖有反對聖賢偶像，破除經典權威的積極意義，但其宣揚的“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注：出自王守仁《與王純甫書》。]的“四無說”最終卻釀成了支配整個學界空疏無實的學風，進而成為官場作風和社會風氣。

“四無說”不是提倡人們去認識和改造社會，而是把人們引向逃避現實、脫離實踐的歧途，為後來心學傳人們搞虛無主義開啟了閘門。這些王門後學鼓吹“現成良知”、“以無念為宗”，提倡斂心禪坐、虛靜寡慾，使心學日益陷入空虛簡陋的絕境。

這種棄實清談的學風即便出現在一朝盛世，也會導致嚴重後果，更何況其氾濫於各種危機導致“併發症”的明末，那就更糟糕了，不僅不能拯救危機，反而使危機愈發嚴重。

而實學派則與之爭鋒相對。其實高拱青少年時代曾研習過陽明心學，但他步入仕途後，目睹士風空浮，政治腐敗，便逐漸認識到了心學之非。

因而他多次提出要破除“虛套”、“舊套”、“常套”、“故套”、“舊習”、“虛文”、“拘攣之說”，特別是對政治中的“八弊”陋習更是深惡痛絕，立志要徹底革除之。

在高務實的暗中保駕護航之下，高拱得以順利進行改革，提出“修內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綱領，“挽刷頹風，修舉務實之政”[注：出自高拱《政府書答·答同年陳豫野書》]的改革目標。

他還明確提出一切唯實的施政方針，強調遵“實理”，做“實事”，行“實政”，反對一切表面文章和虛浮之風。

不同於心學後進們在施政理政方面只知泛泛其他，由高拱“組建”的實學派在人才觀、軍事觀、法治觀和理財觀上，也始終貫串著鮮明的實學精神，如講究“綜核名實”，“務核名實”；倡導“以實為聲”，反對“以聲為實”；力求“法必貴當”，“罪必責實”；主張生財理財，“民受實惠”等等。

總之，心學派與實學派的最大差別就在於，心學尚“談”，實學尚“為”。

因為這個施政理念之差，雙方在政治鬥爭中的關注點也就有了差別。實學派這邊比較重視的職務，在中樞就以吏部、戶部、兵部為主。而心學派則尤其重視禮部的歸屬，同時對都察院也很上心。

而在地方呢，實學派格外重視北疆各鎮及沿海各省，心學派則更重視那種農業大省，比如湖廣、江西等。當然，實學派也很想插手南直隸、浙江等地，只是那些地方几乎是心學派的大本營，所以實學派搞了這麼多年，也就塞進去一個應天巡撫。

這麼一說就很明白高務實的驚訝來自於何處了——心學派什麼時候有興趣關注這遼東巡撫一職的歸屬來了？他們的人能幹得好這個位置的事？

張四維搖了搖頭：“不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