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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這句“該彈劾的就該彈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陽大會一錘定音的最終表態。其代表的絕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整個高黨、整個實學派集團的戰鬥宣言。
以高務實的意志所發動的第一次萬曆黨爭,就此爆發。
在他看來,這次黨爭的核心驅動力,是保證閣權優勢在沒有實學派首輔壓陣的情況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驅動力,則是確保申時行此次無法在內閣中塞進第二位心學派官員。
即便大舅丁憂去職,我也要讓你申汝默孤掌難鳴!
還有潘晟。
不管你是見利忘義,還是迫不得已,總而言之,你已經改變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場,明顯站到了心學派一邊。
這是你先背叛了過去的情誼,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講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這種事也能輕易原諒,那我實學派這麼多人,若是將來一天來一個背叛的,我還怎麼“帶隊伍”?
殺雞儆猴有時候未必好用,但殺猴儆雞的效果總不會太差。
一位閣老,夠資格當這隻猴了。
黨爭黨爭,有黨則必有爭!更何況,這是大明朝的黨爭,可不是宋朝那種,沒有那麼溫文爾雅,廢法而不廢人。
有明一朝的黨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
高務實很清楚,歷朝歷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但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雖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但歷史告訴他,黨爭這玩意兒從來就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一樣會黨爭,甚至爭起來比小人還厲害得多。
為何高務實認為明代的黨爭與宋代不同?最能說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北宋慶曆三年(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九十年,此時的北宋已經經歷過對遼和西夏數次戰爭,國力消耗嚴重。同時,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便在這個時候,名臣范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制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後,仁宗據此頒佈多條詔令,史稱“慶曆新政”。
由於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並無多少意見,但同為“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餘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願。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面。
隨著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鬥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御史臺官“多非其才”;做為反擊,監察御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范仲淹關係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范仲淹和御史臺長官王拱辰先後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援。
在這之後,黨爭進一步“升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書信,誣稱改革派官員的行為是“伊、霍之事”。這個“殺人誅心”之舉令改革派中堅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懼,二人隨即辭去朝中職務,出朝巡邊。
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後(慶曆四年),范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約等於副宰相)之職,富弼也於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為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後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曆新政”就此落幕。
而與“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於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佔據上峰。
隨著新法的推進,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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