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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由此,在圍繞太子人選的問題上,各派官員爭鬥長達二十餘年之久。
到了天啟時,“黨爭”又演化為“內朝”和“外朝”之爭。因宦官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得以參預機要,又提督東廠,能任意羅織罪名、掌握官員生殺大權,故圍繞其身邊迅速形成了一個集團,東林黨人將之稱為“閹黨”。
由於魏忠賢得天啟信任,故其在朝廷內外權勢滔天、為所欲為,對其趨炎附勢者絡繹不絕,甚至稱其為“九千歲”。
見“閹黨”專權,敗壞朝綱(東林黨認為的),於是東林黨人開始激烈攻擊魏氏一黨:左都副御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結果被誣下獄,後受盡酷刑慘死獄中;其餘東林黨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對魏氏專權而被下獄折磨致死。
至此,“東林黨”勢力大為受挫,“閹黨”遍佈朝廷,直到崇禎時,才被“聖君”一招“斬首戰術”給消滅掉——順便聖君也把自己消滅了。
縱觀宋、明兩朝的黨爭,前者多為純政見之爭,如變法派和保守派,且鬥爭結果僅止於罷相、去官(遠離中樞)。
而後者多以官員籍貫劃分派別,同鄉之間相互抱團,對於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壓、排擠,發展到後來變成“為了爭而爭”,事事都要攻訐一番,而且相爭的結果可謂慘烈:失敗者很多都被處以極刑,死於非命。
高務實曾經思考過造成這兩種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他覺得,或許在於兩朝的立國之本並不相同。
宋朝堪稱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言並刻於碑上。因此,宋代對知識分子(士大夫)極其寬容,只要不是罪大惡極,引起全國上下的公憤,那便不會被施以刑罰。
即便是與君主相爭,往往也沒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遠離朝政罷了。這點從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體現得最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民,對了於吏治的腐敗有切身體會。立國後,更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對官員要求極為嚴苛,稍有貪腐行徑就會被處以極刑。
但偏偏在對待大臣的問題上,他和他的兒子朱棣又為後世做了很不好的示範:朱元璋在處理胡惟庸、藍玉兩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牽連而被殺的官員就達到四萬餘人;
朱棣也不遑多讓,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誅十族”的壯舉,連方孝孺的門生、朋友都沒有放過。因為方孝孺一人,導致前後共有八百多人被殺。
由是,明代的黨爭幾乎都以人身消滅為結局,失敗者往往連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說這還只是開國皇帝所作所為形成的“祖制”慣性,那麼實際的社會根源也是有的。
這個社會根源的關鍵點,就在於長江流域的開發。
北宋時,江南的開發已有規模,經濟、文化水平較高,但黃河流域也並未衰落,且由於國都在開封,所以整個南北方的發展比較均衡。
這點從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貫上可見一斑:范仲淹為蘇州人,王安石為江西臨川人,寇準為陝西渭南人,韓琦為河南安陽人。
但到了明代,長江中下游流域已經開發得很成熟,經濟和文化水平都蓋過了北方;加之南京是開國時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墜。
自此就導致了一個結果,“金榜題名”者大多來自於這個區域,以至於皇帝不得不改變科舉的全國一榜,將之劃分出南北榜等,目的就是為了儘量保持平衡。
但即便如此,效果也並不是特別好,至少應該沒有達到皇帝們想要的結果。因此到了明末,影響最大的“東林黨”、“浙黨”、“昆黨”等,更是無一例外集中於蘇錫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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