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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回過頭來一看,就會發現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農民的處境要好得多,雖然他們的“理論社會地位”比農民還不如,但其實過得遠比農民要好。
這合理嗎?顯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務實刻意渲染的“十倍論”,任誰來算這筆賬都會覺得大明的這種“輕徭薄賦”,對農民而言似乎幫助並不算很大,反倒是對於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過分了——他們近乎沒有稅負了。
如此說來,咱們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來徵稅,最起碼我徵它個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這總不為過吧?
前宋的雜稅加起來七千萬貫,就算只徵其十一,那也有七百萬貫啊!
好,就算咱們的稅種沒有前宋那麼多,就再打個對摺罷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萬貫啊!
注:兩朝的一貫都等於一兩銀子,但其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在宋朝和在明朝並不對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時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參考萬曆會計錄。只是這就太複雜了,我要這麼寫的話估摸會寫成財政史,沒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萬兩銀子的歲入,那意味著什麼?幾乎意味著連開藩禁這件事,都可以暫時不用考慮了!而現在開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則意味著……
與“可能被加徵商稅”關係不大的官員們頓時興奮起來,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徵商稅所影響的官員,則出離的憤怒起來。
別看高務實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問題特意指出,說要加強監管,但官員們清楚,你再如何加強監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錢,就意味著控制這些錢的官員們越有權勢,這總是顛補不破的道理。
更何況,朝廷一旦有錢了,最起碼不會再給我們折奉、欠奉了吧?說不定還能再加一些“津貼”呢!
於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稅”的官員就開始上疏支援高務實,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稅”的官員則開始強烈反對高務實。
當然,世上總有理中客,不獨後世鍵盤俠群體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樣也有。於是也有一部分官員上疏呼籲,有的說推行商稅“利弊參半”,有的說此事“成敗難料”,有的說“茲事體大,不如緩行”,有的說“還需詳細考究,再作計較”。
總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極。
不過,這些理中客的屁話成不了主流,在實學派與心學派爭鋒相對的當下,還是隻有這兩派官員的態度最為緊要。
實學派方面有兩類風格的題奏,雖然因為高務實擺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來,好像都是支援高務實的,但其實還是有所分別。
其中一類算是高務實的鐵桿支持者,這些人完全贊同高務實的意見,言辭之中幾乎恨不得明天——不對,恨不得今天就開始全面徵收商稅,並立刻組建“審計署”和“關稅署”。
另一類則是本來不同意或者有些猶豫要不要這麼做的官員,他們只是因為高務實打著繼承高拱遺志旗號而不得不違心表示贊同,因此他們在表示贊同之後,卻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說幾句“緩和氣氛”的話,大抵也就是要不咱們先搞個試點推行,亦或者咱們老成謀國,還是不可輕易全面鋪開等說法。
雖然如此,但至少這一次實學派的總體表現要比此前團結不少,最起碼沒人跳出來明確表示反對。
不過心學派一方就不同了,他們的表現更加團結——清一色的強烈反對。其用詞之激烈已經幾近於罵街,疏文之中把高務實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這樣一來,高務實就創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記錄: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滿朝彈劾”。
如果只是被彈劾施政手段,高務實是可以暫不理會,先等皇帝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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