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章 內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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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緣故？”吳兌面現思索之色，斟酌著問道：“求真可是擔心皇上那兒……”

高務實沒有正面回答，反而道：“近來小弟悟通了一件事，早年間我常聞一語，曰：‘德莫高於愛民，行莫賤於害民。’是故，董仲舒曾言：‘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這話吳兌自然也知道，點頭道：“拔葵去織，確有此說，不過如今能這般做的人不說早已絕跡，至少鳳毛麟角。況且愚兄記得，求真你並不同意這話的意思吧？”

高務實剛才那段話的意思是，吃國家俸祿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爭奪利益。從古至今，“不與民爭利”都是最基本的執政理念，被稱為“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史記》裡講，公儀休擔任魯相後，規定所有為官者不得經營產業、與民爭利，並以此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當公儀休吃到自家種的爽口蔬菜，就“拔其園葵而棄之”；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織布，立即“疾出其家婦，燔其機”，還十分生氣地說：“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自此，“拔葵去織”便成為一個流傳千古的成語，屢屢被後來者引以為戒。

如《隋書》記載，當時因百官所需費用不足，中樞和地方都設定用以放債的公款，“以息取給”。時任工部尚書蘇孝慈認為此乃官府與民眾爭利，“非興化之道”，就“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

《資治通鑑》裡也講，說武則天垂拱年間，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監裴匪躬建議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場上去賣，“以收其利”。時任宰相的蘇良嗣斷然叫停：“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按理說，自家織點布、種點菜，官府放貸收息，吃不完的果蔬拿去賣，這都不是什麼大事，但從公儀休、蘇孝慈到蘇良嗣，何以個個大發雷霆“小題大作”呢？

道理很簡單，意蘊也很深遠。從表面上看，這樣做會對民生造成一定的衝擊和傷害。但深層次的危害在於，他們認為這個口子一旦開啟，以後只會越開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就會跟進和效仿。

而且在古代社會，政府和官員手中都握有權力，以這樣的公權力與“手無寸鐵”的百姓“爭利”，孰強孰弱高下立見。如是長此以往，弱肉強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最終必然百弊叢生、積重難返。

更為可怕的是，“爭利”開始往往是公開的、含蓄的，但逐漸就演變為敲詐，甚至搶劫了。如《梵天廬叢錄》載，韃清時某太監打著“老佛爺”的旗號，到開封為宮廷徵取過冬用炭，對縣令說：“汝需備炭三十斤。”

這事並不難，可他隨即提出苛刻條件：“每枝長鬚一尺五寸，圓一寸五分”，且“不可有節”、“不可有裂紋”。當縣令面露難色時，太監就恫嚇道：“萬一老佛爺凍著，汝罪不小！”

此時自然有人出來打圓場，道：“有銀子便好商量。”結果縣令便被敲去一千多兩白銀。從這個故事表達的意義上講，“拔葵去織”、“罷公廨錢”都是未雨綢繆之舉，目的是把禍患消除於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為先。”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把治國的經濟政策分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為什麼“與民爭利”被視為最低下的經濟政策？這是因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人心，其實正是最大的政治。

“若爭小可，便失大道。”與民爭利無異於竭澤而漁，是對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傷害，爭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唐太宗舟水之喻，興衰之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