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章 內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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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向下即為民。

什麼叫目光向下？就是低著頭看地面，指不敢抬頭平視——當然，不敢平視的物件是指統治者，或者統治階級。

於是這樣一來就可以得出結論：“人”的地位高於“民”。

這不是隨便說說，看看經常性的組詞就知道，“仁人志士”、“人定勝天”、“敢為人先”等，都包含著強烈的褒義，而民字固然也有褒義的地方，但更多的卻是如“賤民”、“草民”、“暴民”等這類貶義組詞。

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古人取名的時候是很少使用“民”字的，這和紅朝以後的取名風格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

但也可能有人會問，那“李世民”怎麼解釋？他被取名的時候固然還不是秦王，更不是皇帝，可隴西李氏當時也是八柱國級別的門閥啊，為何就有了“民”字在他這個世家公子的名字裡頭？

那是因為李世民的“世民”絕非“世代為民”，它的本意是“經世濟民”——濟民啊，什麼叫濟？救濟的濟，其代表的意思是拯救萬民。

正因為“人”與“民”在古代社會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無論在《論語》還是先秦的其他文獻中，“人”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廣義的“人”指區別於萬物的“人”，所有的“人”；狹義的“人”是指與“民”相對的“士”以上階層的“貴族”。而“民”則是指除狹義的“人”以外的平民百姓。

古漢語中“誨”字從言，與“言語”有關，“教”從反“文”，與“武力”有關。孔子“誨”的物件是“人”，“誨”的內容是“知(智)”；“教”的物件是“民”，“教”的內容是“戎”與“戰”。

搞明白這些就會發現，原來對於“人”，孔子主張“誨人不倦”，對於“民”，孔子則主張“不可使知之”。可見《論語》中“誨人”和“教民”的結構涇渭分明，孔子對此二者絕不相混。

到了大明朝，由於文官集團已經牢牢掌控了社會話語權，並且用各種民本思想來限制和約束皇權，故而對於“民”的歸屬，他們也出現了態度上的變化，有時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

比如在說“教化萬民”的時候，文人士大夫們是把自己排除在“民”以外的，認為自己高“民”一等，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

但如果牽涉到利益，尤其是與皇權衝突的利益時，文人士大夫們的態度就變了，認為自己是“民”——我連爵位都沒有，官職也不能世襲，顯然不屬於“貴族”，那我憑什麼不是“民”呢？

因為我就是民，所以你皇帝不能與我爭利。這也正是歷史上東林黨認為收他們商稅就是“與民爭利”的基本思想來源。

至於你要問，那為何田賦又能收呢？嗯，因為田賦是歷朝歷代一直都要交的，是有歷史的慣性的，而且他東林黨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賦，即便要交也交得極少，那當然沒有問題。你要是跟東林黨說以後官紳一體納糧，你看東林黨會有什麼反應。

然而眼下襬在高務實面前的難題在於，東林黨是利益集團的朝中代表，實學派難道就不是利益集團了？

顯然不可能，實學派本身也逃不出利益集團這個窠臼。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當初以高拱為首的實學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皇黨”性質，其利益在早期基本依附於皇權而形成。

在高拱時代，實學派依靠皇權取得官位、取得朝堂上的話語權，但經過郭樸、張四維時代，實學派已然逐漸做大，此時又怎麼可能不考慮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這時候大家發現，要想利益最大化，有一個現成的門路，只要搭上這艘大船，利益就能確保——這艘大船就是京華。

依託高務實點石成金般的神奇力量，實學派官員逐漸進入“泛京華”體系，如果京華是一棵樹的主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