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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原因,而且這個原因早已形成,難以更改,只能順應。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攆走了神,結束了中國的宗教文化時期,但建立於宗教文化的二元權力架構並不能隨之自動消失。

人,最恐懼的是不確定性,誰知道明天會怎樣?下輩子會怎樣?子孫會怎樣?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確定性。

不確定的存在並不能提供確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確定的政權或王權、皇權都無法提供確定性,只有穩定且確定的神權,才能擔負起提供確定性的重任,而成為權上之權,從而與政權形成二元權力架構。

提供確定性、為政權的合法性背書、對重大事項決策,就是神權的三大職責。從而形成後臺神權與前臺政權(皇權)的穩定配合,管理權的所有權屬於神權,管理權的使用權歸於政權。

這就如同誕生於宗教文化的“現代”企業制度,相當於神權的董事會擁有企業的所有權,相當於政權的公司(CEO、總經理及各部門)擁有使用權,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當週王朝拋棄了神,那麼有困難就只能找社會,當然應該由社會提供確定性。但問題是,社會是個抽象概念,誰代表社會?

周公想到一個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確的社會“制度”來保障確定性,這個制度就是禮樂制度,我們的漢文化也因此被稱為禮樂文化。

在後世的中國,禮樂文化的內容雖早已湮沒於歷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導著中國和中國人的發展。

用今天的話說,“禮樂”就是憲法。

誰說中國古代沒有憲政思想?禮樂制度就是中國最早的憲政制度。

“禮”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讓掌握政權者明白應該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同時也讓民眾清楚將會面對什麼,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這也就是現代憲政理論所說的,用制度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並建立與憲政的基本要求相統一的憲法基礎、政權結構及其保障機制等構成的體系。

長久以來,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就在於讓平日裡難得一見、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屬一個家族,以此增強凝聚力。這就好比後世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實就是國家級的制度性祭祀活動,以強化中國人的同屬感,這就是“樂”的本意。

我們不能約束神,但我們需要約束人,所以我們就用制度代替神來約束人。

什麼是憲政?不論學術專業,簡單通俗地說,其實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權,對全民提供確定性。

當孔子以仁義、以君子之道將禮教再次拔高,當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將神權與皇權繫結,中國的正統皇朝也就都成為了無限責任政府,需要為全天下負責,無可推卸。

因此,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海嘯颶風蝗災雪災等等,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現,不是皇帝失德,就是國有奸佞——歸根結底一句話:總得有人負責!

然而高務實現在最憂心的就是大明朝的現狀:它是個無限責任政府,但它根本承擔不起無限責任,它的皇權頂多能下到縣級,再往下完全只能靠士紳自治。

你想“黨支部建在連上”?做夢呢,大明沒有這麼強大的統治力,它沒有這麼強大的組織能力和經濟實力!

高務實能完全控制京華,靠的是以經濟手段為後盾、以家丁為組織骨幹,所以京華在南疆哪怕有十幾萬大軍,他也能萬里迢迢的牢牢遙控。

相比之下,大明堂堂一個皇朝,擁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絕對大義,卻只能滿天下靠將領們的家丁部隊充作武力核心,這是何等的病態!

不搞成真正的大政府,不把社會責任有效的承擔起來,這個大明就始終是外強中乾、一推就倒的虛偽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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