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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廷的歲入從絕對值來講,這些年一直都在上漲。高拱起復回朝的當年,朝廷歲入只有308萬(他年底才到京,所以這鍋該歸徐階),到了大致由高拱負責的第一年,朝廷歲入便上漲了二十餘萬兩(首輔還是李春芳)。

又次年,即高拱正式作為首輔負責全國事務的隆慶六年,朝廷歲入直接上漲到了384萬兩,相較於隆慶五年直接漲了約50萬兩——要知道,此時京華尚未發力,歲入的上漲幾乎全是高拱自身的能力體現。

嘉靖末年時的亂攤子不必多說,那是眾所周知的事,導致隆慶時代的幾年全在還債。徐階去位的那年還沒實現收支平衡(之前高拱去位前已經推出過一些措施),只是欠債減輕了不少。

等到隆慶六年年末,大明朝廷才在高拱手中實現了債務基本還清(主要是補發歷年欠餉),並且出現了18萬兩左右的盈餘,真是可喜可賀。

進入萬曆年間,高拱當政六年,京華也在這一時期慢慢形成。北疆開關,沿海開海,京華商社做起了邊關貿易,京華私港開啟了海洋貿易。兩方面的貿易不再侷限於某一兩處“試點”。

在北疆,除了張家口等歷來作為貿易關口的商關,高拱幾乎全面開放了土默特、鄂爾多斯、青海土默特邊境沿線適合進行貿易的關口,總數高達四十七個馬市、私市。

在沿海,除了最早的福建月港之外,由北而南的蓋州(營口)、永平(開平)、天津、萊州(京華造船廠北廠所在地)、松江(上海縣)、寧波、泉州、廣州都開建了私港,大量沿海走私商人開始逐步放棄走私而進入港口合法行商。

高拱去世那一年,大明的歲入已經高達五百四十萬兩(還有約40萬兩左右的收入不入賬,是當時計量口徑問題,由京華直接給了皇室)。

到了郭樸當政的四年,陸上貿易沒有多大變化,只是在高務實去了廣西之後,京華又開闢了滇藏貿易線,對歲入稍有提高。

海上貿易則進一步發展,由北而南繼續開放了金州(後世大連)、膠州(後世青島)、海州(後世連雲港)、杭州、雷州、欽州這六大港口。

另外,郭樸時代基本完成了高拱時代就開始進行的清丈田畝工作,一條鞭法的推進也基本完成。整體來說,截止到郭樸主動致仕之時,朝廷歲入已經高達六百八十萬兩左右。

而後的張四維時代,陸、海貿易並沒有再行擴大太多關口,但他把提高朝廷歲入的重心放在了內部改革之上。

其最大的兩項工作成績,一是將商稅徵收由北而南推進,打破了南方商幫長期不交商稅的格局(或者交極少,比如江南茶稅合計四兩銀子,噗)。

二是他為改革大明的鹽務工作開了個好頭,主動向高務實表達了支援鹽務改革的意向。這一點尤其難得,因為蒲州張家本身就是大明的頂級大鹽商之一,幾乎壟斷了北方最大的海鹽基地長蘆鹽場。

雖然因為張四維秉政時間太短,他的鹽務改革具體方案還未推出便不得不回鄉丁憂,但其敢於對自己動刀子的態度還是讓高務實刮目相看。

不過鹽務問題實在是個老大難的痼疾,高務實也不敢玩什麼一刀切——看看大明朝設立了多少個都轉運鹽使司,就知道問題有多大。要知道,這每一個“都轉運鹽使”可都是從三品的高官!

自古以來都是設官容易裁官難,高務實也因此只好和皇帝聯手,在特殊的軍管區域——遼東地區建立一所新的鹽場,打算先以商業衝擊為手段,強行打亂國內鹽務格局之後再進行全面改革。

至目前為止,鹽務問題依舊存在,並且看起來還會繼續存在至少數年時間。不過,遼南鹽場雖然暫時還沒能完全打亂全國鹽務格局,卻給皇帝帶去了每年三四十萬兩的巨大收益,倒成了高務實獲得皇帝認可的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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