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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慢慢認清了下面這個重要事實：人們迫害歐洲猶太人的一個動因是為了佔有他們的財產；因此，我認為，卡羅拉克及其同夥渴望徹底地掠奪猶太人的財產，而又意外獲得了這麼做的機會，這恐怕就是他們組織屠殺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或者說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是天生的反猶主義者。大屠殺過後半個世紀，耶德瓦布內人顯然也持有相似的看法：&ldo;在耶德瓦布內，人人都知道事情[屠殺猶太人]的真相，但人們過去從未公開談論過。[2000年 ]5月13日星期六，在一次集體為祖國祈禱的彌撒中，當地神父號召教區居民也為那些戰爭的受難者祈禱，他們因某些人為滿足自己的私利和貪念所犯下的罪行而失去了生命。&rdo;8

注釋

1中子彈，一種以高能中子輻射為主要殺傷力的低當量小型氫彈。中子彈是特種戰術核武器，爆炸波效應減弱，輻射增強。只殺傷敵方人員，對建築物和設施破壞很小，也不會帶來長期放射性汙染。

私人傳記

在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同夥的庭審檔案中，除了我們找到的證人和被告人的問詢記錄，還有很多其他資料在庭審的不同階段被呈給法庭。比如，我先前就引用了卡羅爾&iddot;巴登在其豁免請願書中的文字。我透過最初的評估所得出的結論‐&ldo;這是一群普通人&rdo;‐‐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每份問詢記錄第一頁的摘要。但除了這群被告人的年齡、子女數量和職業以外，我們還可以提供關於他們的更多資訊。

1949年1月第一批人被逮捕之後，他們的妻子開始往沃姆扎安全部寄請願書，講述了一些特殊情況，她們希望這能淡化他們的丈夫在反猶迫害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可以從這些文字中梳理出一些關於被告人的有趣的個人資訊。亞歷山大的妻子伊雷娜&iddot;雅諾夫斯卡（irena janowska）在1月28日寫道：&ldo;在事發當天，德國憲兵隊與鎮長和[鎮議會]書記瓦西萊夫斯基一起四處走動，將男人派去看守廣場上的猶太人群。他們也到我們家來了，找到了我丈夫，厲聲命令他到廣場上去，還舉槍威脅他。我丈夫很害怕，並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幹什麼，甚至十分擔憂自己的安危，因為他曾在一家蘇聯治下的牛奶合作社當監管員。&rdo;1三天後，雅尼娜&iddot;日盧克（jana Żyk）代表她被捕的丈夫（他被許多證人指認為主犯之一）寫了一封請願書：&ldo;1941年蘇德戰爭打響之前，我丈夫一直在蘇聯政府的稅收機關做主管。因此，1941年德國人入侵之後，他不得不躲起來，因為每個為蘇聯人工作過的人都會遭到追捕和迫害。&rdo;2

我們知道，波蘭的國家官僚組織架構在蘇聯治下大幅擴張了，許多人為了生計而去為佔領者工作。被史達林主義安全警察逮捕者的妻子會認為，如果警察知道自己的丈夫曾為蘇聯政府工作，可能會改善他的處境，這也是合理的。因此，如果不是因為在材料中有了關於這類文字的新發現，我最多隻會把這兩個傳記性的片段當作奇聞逸事。事實證明，這些文字變得越來越有趣了。以卡羅爾&iddot;巴登‐‐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唯一獲判死刑的人‐的自白書為例：

在蘇聯紅軍入駐比亞韋斯托克省、1939年10月蘇聯政府成立之後，到1940年4月20日之前，我偶爾會做修理鐘錶的工作，也為內務人民委員會及其他蘇聯政府部門做各種我專業領域內的活兒。其中包括開鑰匙遺失的保險箱、換鎖、配新鑰匙、修理打字機，等等。1940年4月20日，我成了主任機械師，也擔任機械拖拉機站[插nical tractor stat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