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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然終結的生命。1

極權主義的政治方法與其政治目標一樣，會使社會徹底癱瘓，而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對憎恨（resentnt）的制度化。服從於史達林或希特勒統治的人們總是受到慫恿而敵視對方，彼此間的敵意就如獸性的本能一般。社會中任何細小的裂痕最終都會迸裂為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加劇。曾有一度，城市與鄉村對立，工人與農民對立，中農與貧農對立，兒童與父母對立，青年與老人對立，不同種族之間相互對立。秘密警察慫恿人們公開指責彼此，前者的隊伍靠著這些衝突而不斷壯大：&ldo;分而治之&rdo;的策略昭然若揭。此外，由於政府開始進行社會動員，並要求公眾遵循國家支援的制度和規範，人們逐漸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

極權主義統治者還在他們所征服的疆土上實施了一種新的侵佔模式。其結果就是，如漢娜&iddot;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寫，&ldo;納粹最早的幫兇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們自己做了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在和什麼人打交道&rdo;。2事實證明，歐洲的各種語言中沒有任何一個詞能準確地定義這種關係。&ldo;llaboration&rdo;（合作 / 通敵）這個詞語‐其令人不快的&ldo;與敵人勾結合作&rdo;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下才開始使用的。3鑑於武裝衝突、征服、戰爭、侵佔、鎮壓、領土擴張以及伴隨這些行動而來的後果史不絕書，你可能會好奇，&ldo;二戰&rdo;期間德軍的侵佔現象到底有什麼不同尋常之處，竟能催生出一個新的概念？4對這個問題的全面性回答，要去一系列德國侵佔體系的研究中尋找。

戰後，幾乎所有歐洲人民都表現出了對與納粹進行的任何形式的接觸之極度反感（毫無疑問，這種反應是出於自利，且往往欠缺嚴謹的思考）。&ldo;要想準確計算遭到&l;戰後報復&r;（posar retribution）的人數，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根據最保守的估計，也至少有幾百萬人，即先前在德國佔領下人口的2‐3，&rdo;伊斯特 萬&iddot;戴阿克（istvan deák）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寫道，&ldo;對有罪者的懲處各式各樣，從戰爭最後幾個月裡的私刑，到戰後的死刑判決、監禁或苦役，不一而足。除此以外，還會將&l;通敵&r;定罪為&l;國恥&r;，剝奪&l;通敵者&r;的公民權利，以及 / 或對其施以罰款。另外還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驅逐、警察監督、剝奪他們在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權利、撤職、剝奪退休金權利等。&rdo;5引用海達&iddot;科瓦莉[1]在其沉痛的布拉格回憶錄中的話來說：&ldo;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真正倖存。&rd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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