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章 王羲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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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獻之，善草書；凝之，工草隸；徽之，善正草書；操之，善正行書；煥之，善行草書；獻之，則稱“小聖”。黃伯思《東觀徐論》雲：“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後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傳遞不息。武則天嘗求王羲之書，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卷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南朝齊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門之後，有法書錄入。釋智永為羲之七世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名家。後戰亂中，其後世走亂，家譜遺失，後世分佈在瀋陽，海倫等地。現知其後世有王慶凱、王瀟丹等人。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鍾（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右軍書名蓋世於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於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鍾繇”轉變為“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雲：“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

歷史上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則在唐。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讚辭，評鍾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透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唐代的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這些歷代書法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因而他享有“書聖”美譽。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範圍，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仍未動搖。“書聖”、“墨皇”雖有“聖化”之嫌，但世代名家、鉅子，透過比較、揣摩，無不心悅誠服，推崇備至。

王羲之真跡早已不存於世，唐代的精摹本歷來已被當作真跡看待。由於年代久遠，且本帖享盛名久，和王羲之其它墨跡一樣，對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斷。有稱為宋摹的，也有疑為米芾所摹的，而更多的則定為唐摹。它著錄極多，並一再被刻入各種叢帖中，元以後的公私藏印及流傳歷歷可考與可靠，其珍貴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