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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多爾袞在北京城升殿入座,擺設前明鑾駕,鳴鐘奏樂,剛離朝回宮,忽由部將呈上密報,多爾袞一瞧,即召入范文程、洪承疇並遞閱密報。范文程道:“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將來定與我為難,這事頗要費手。”

洪承疇道:“朱由崧是個酒色之徒,不足深慮,只是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素具忠誠,未知他曾任要職否?”

多爾袞道:“洪先生諒識此人。”

承疇道:“他是祥符縣人,素來就職南京,所以不甚熟識。唯他有一弟在京,日前已會晤過了。”

多爾袞袞道:“最好令其弟招降了他。”

承疇道:“恐他未必肯降。但事在人謀,當先與商議便是。”多爾袞點頭,二人隨即退出。

過了數日,由探馬報稱明福王稱帝南京,改元弘光。

南明建立這事還要從正月說起,當時農民軍進攻懷慶,朱由崧遂逃亡到衛輝投奔潞王朱常淓。朱常淓是明穆宗朱載垕之孫,明神宗朱翊鈞侄,潞簡王朱翊鏐第三子,於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閏四月襲封潞王。三月初四,衛輝也有農民軍進攻的警報,朱由崧隨潞王朱常淓逃往淮安,與南逃的周王、崇王一同寓居於湖嘴舟中,後福王朱由崧上岸,住在杜光紹園中。

三月十九(陽曆四月二十五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在煤山自縊殉國的訊息傳至淮安。崇禎帝在北京殉國後,留都南京以及南方各省仍在明朝的控制之下。四月,南京諸臣皆認為國家不可一日無君,議立新帝。但對帝位誰屬則有一番論戰。

從血統上來說,明光宗朱常洛(明神宗朱翊鈞長子)有天啟帝朱由校、崇禎帝朱由檢二子,天啟帝朱由校無子,而崇禎帝朱由檢也殉國了,崇禎帝的太子及永、定二王又陷入李自成及清兵之手,所以應從明神宗萬曆帝朱翊鈞諸子中選擇,也就是明光宗朱常洛的弟弟中選擇一個繼承皇位。

福王朱常洵為明神宗第三子,朱由崧為朱常洵長子,身在南京附近的淮安,因此在崇禎太子及定、永二王無法至南京繼位的情況下,福王本為第一順位。然而東林黨人卻持相反意見,以東林領袖錢謙益為首,以立賢為名,主張立明神宗之侄潞王朱常淓。史可法並稱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

但潞王朱常淓血統偏遠,自然缺乏繼立的理由。但他的賢名為他贏得了許多人的同情和支援。當時政治以內閣負責,即使皇帝不能處理朝政,負責的臣下仍可以維持政治機構的正常運轉。以局勢而論,留都諸臣需要的只是一個形式上的精神領袖。而並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的賢君不可。

於是大批的野心家趁機上下其手,借擁立爭功。朱由崧在原總督京營太監盧九德的幫助下,直接向雄踞江北的三鎮總兵求助。高傑、黃得功本就是野心勃勃的流竄軍閥,見有“定策擁立”的大買賣可做,真是無本而有萬利的好機會。於是一拍即合,甩開他們的頂頭上司——正與史可法密商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做起了定策元勳。訊息傳到南京,所有人無不大驚失色。馬士英老於官場,見自己部將窩裡反,想來爭也沒用,連忙向朱由崧表白心跡,成為從龍文臣第一人。

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六日,張慎言、高弘圖、姜曰廣、李沾、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在朝中會議,李沾、劉孔昭、韓贊周議立福王,議遂定以福王繼統,告廟並修武英殿。鳳陽總督馬士英與江北四鎮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四月二十七日,南京禮部率百司迎福王,四月二十八日,朱由崧至浦口,魏國公徐弘基等渡江迎接。史可法一開始還矇在鼓裡,指手畫腳的不服,隨即馬士英便帶領大軍殺氣騰騰的護送朱由崧來到南京浦口。大勢已定,滿心悔恨的史可法和東林黨人也只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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