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九十章 瘋狂的香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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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去，要求蘇軾手錄近作詩一通，留為紀念，這也是朋友間的常事，蘇軾也不疑有他，就寫了送他。

沈括心裡非常嫉妒蘇軾，而他又知道王安石甚惡蘇軾，所以回京後，除了極口讚揚青苗、助役諸法，絕無不便於民之外，隨即將蘇軾的近詩，逐首加以箋註，附在察訪報告裡，籤貼進呈，告他“詞皆訕懟”。

當時新黨佔據了全面上風，無人對此窮追猛打，蘇軾也因此逃過了一劫！

蘇軾的政治敏感度還是太低，不但沒有警覺，還在寫給劉恕的信上，自嘲道：“不憂進了也。”意思是不愁沒有人把我的作品進呈御覽了。

但是到了元豐二年（1079年），專政十餘年的王安石已經黯然離京，呂惠卿陰謀敗露，一時決難再起；皇帝以吳充為相，不過地位中立；王珪是個鄉愿式的老官僚，雖然竭誠擁護新政，依附王安石，但其政治上的聲望地位，實不足以領導群倫，能力上也不太能夠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

另一方面，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時雨，是婦孺皆知的司馬光。

萬一有一天，神宗皇帝覺得無人能為國家做事，念頭一轉，真讓司馬光復出的話，這批由王安石選拔出來的“新進”，連現有的祿位都不保了，還有什麼政治前途可言？

但是司馬光遠居洛陽，閉戶著書，絕口不談國事，讓新黨無從下口；而王安石公開指責過蘇軾是司馬光反對新政的幕後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譏訕朝政”的老藥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殺雞儆猴。於是，倒黴的蘇軾，禍從天降，就做了新舊黨爭的“代罪羔羊”。

元豐二年（1079年）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於四月二十日到任，進《湖州謝上表》，其中寫到：“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新進”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開地明白無誤地表達了自己不與當朝新貴合作的態度，表達了自己對新法“生事”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