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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抬高價格糴米，防止穀賤傷農；在荒年適量降低價格糶米，平抑物價，拯濟百姓，也就是“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在糶米時價格不能低於本錢，有可能會有所盈利。
可以說，青苗法的出發點是極好的，在增加朝廷收入的同時，還兼有抑制民間高利貸、保護和賑濟民戶的目的。
而且在熙寧之前，陝西轉運使李參、王廣淵以及知明州鄞縣時王安石等人就已經在各自的管轄範圍內開始施行了青苗法，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可以說，青苗法不是王安石獨創，而是經過了地方實踐後的產物，壞就壞在了王安石太貪心，魚和熊掌都想要，也低估了人心，以為人人都和自己一樣，強調青苗法在實施中不得虧損官本，甚至要有所盈利，並且王安石為了推行此政，還給各地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必須貸出去多少，上交多少利息。
這就是變相的強行攤派！
一說起強行攤派，大家就都知道了，再好的政策只要和這四個字沾上了邊，那麼遲早是要害民的！
可以說，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王安石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私心太重，一心只想自己的身後名，司馬光等舊黨反對他不是沒有理由的。
可能有人就會說了，王安石清正廉明，一心為公，何來的私心？
王安石清正廉明那是不假，但是王安石對名看得太重了，一名官員不貪汙不享受，這在普通百姓心目中那就是個好官，但是歷史上這樣的好官辦壞事的多了去了，這些人可以說比之那些貪官的危害更大！
北宋亡，亡於黨爭，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開啟黨爭的正是王安石！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並加以懲處。
王安石想要推行新法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畢竟那個時候，大宋已經是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了，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但是奸佞之論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誰是奸？誰是佞？怎麼辨別？
而王安石的辨別方法很簡單，和我一起推行新法的便是好人是忠臣，反之就是奸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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