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北宋的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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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敷出，民無錢可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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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益走了，臉上寫滿沮喪，面色也極為陰沉。

姬長卿的資料羅列的很精準，只要翻一翻過去的史料，便可得知，他倒是顯得很輕鬆，只是遊玩的興致沒了。

付完賬，姬長卿帶著姬書麟又給小書陽、李吟梅帶了些禮物，方才返回住處。

北宋的財政問題一直都有，縱觀整個歷史，還未曾有過如此高效收割社會財富的制度。北宋能與唐代比較的財政總數主要是載入《會計錄》的三司(戶部)財政，而內藏、朝廷財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

北宋人對本朝超邁唐代的財政能力和國家治理效果頗為自得，稱宋太宗朝歲入緡錢已“兩倍於唐室矣”，兩稅收入“租增唐七倍”，加上夏稅，“無慮十倍”，又稱北宋財用“十倍於漢，五倍於唐”。程頤說北宋“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第一事即“百年無內亂”。

宋人稱北宋前期盛時已是“所入之財比於唐代之盛時一再倍”，且北宋財政收入總體上不斷增長，熙寧元豐後“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法後“比熙寧又再倍矣”。北宋能與唐代比較的財政總數主要是載入《會計錄》的三司(戶部)財政，而內藏、朝廷財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全國財政的實際總量會更高。北宋經過一系列制度建設，有效地保障了中央財政徵調，改變了“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徵賦多不入於公家”的狀況。

宋人稱北宋前期盛時已是“所入之財比於唐代之盛時一再倍”，且北宋財政收入總體上不斷增長，熙寧元豐後“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法後“比熙寧又再倍矣”。

北宋財政增長首先來自於較唐朝更加嚴密的財政徵調變度。北宋前期三司統領財政，“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使，轉運使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形成“三司統發運，發運統諸路，一路之漕臣統諸州，上下相維之勢”。元豐改制後戶部總領全國財政，分左、右曹，左曹統領轉運司、州、縣的“經賦”系統。熙寧變法設立朝廷財政的同時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司農寺—常平司—常平給納官管理系統，專門負責朝廷財政的徵管，朝廷財政“付司農寺系帳，三司不問出入”，甚至“雖天子不可得而用”。元豐改制後戶部右曹取代司農寺負責朝廷財賦，仍保持計司之外的獨立地位。嚴密的制度設計保障了國家財政的徵調。

北宋財政超過漢唐更來自於工商業稅源的開拓。首先是財政思想的變化。北宋雖然立足農本的“食租衣稅”仍是“政治正確”，但這一幌子下的財政思想已然煥新。宋人深知募兵制下“三邊有百萬待哺之卒，計天下二稅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必須開拓工商業財源，因而用農本來解釋為何向工商取利，稱“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

“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利用商賈“助國家之經費”，使“大商富賈為國貿遷”的途徑是官商共利分利，“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

北宋的經濟制度設計極為巧妙，不僅能高效的收斂天下之財供國用，還能讓百姓不至於因為飢餓、貧困而發動大規模起義。

以至於民貧而兵弱，外事多辱，割地求和、納錢多。

用錢來換天下之財富，換取和平，也難怪‘區區三十萬’就讓真宗選擇躺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