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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直指呂夷簡道:“恐怕今日朝廷也有張禹破壞陛下家法!”夷簡聽說大怒,在趙禎面前逐一辯駁,指控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將他貶知饒州。呂夷簡還讓趙禎在朝堂張貼所謂的“朋黨碑”,界飭百官越職言事。
呂夷簡一手遮天、窮治朋黨的做法,引起正直之士的強烈不滿。秘書丞、集賢校理餘靖上書趙禎,請求追改貶黜范仲淹的詔命。館閣校勘尹洙自願要求列明範仲淹的“朋黨”,不願再在京師呆下去。歐陽修也在館閣校勘的任上,他致信右司諫高若訥,批評他身為言官,不敢說話,有何臉面見士大夫。高若訥把信交給了趙禎,於是歐陽修與餘靖、尹洙都被貶官出朝。另一個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記這一事件,四賢指范仲淹、餘靖、尹洙和歐陽修,一不肖指高若訥,一時洛陽紙貴,爭相傳抄,公道人心在范仲淹這邊。而趙禎在這場風波中,聽任呂夷簡為所欲為,與親政之初廣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徑庭。
王曾這時還是宰相,范仲淹曾當面批評他:“譽揚人才,是宰相的責任。您的盛德,唯獨這一方面還有欠缺。”王曾回答說:“倘若當政者,恩欲歸己,怨將歸誰?”范仲淹深為歎服。王曾與呂夷簡併相以後,見他獨斷專行,許多問題上政見分歧,搞不到一塊兒,矛盾再也無法掩蓋。
趙禎問王曾有什麼不滿,他便把所聽到的呂夷簡招權市恩、收受賄賂的傳聞說了出來。趙禎問夷簡,他就與王曾在趙禎面前對質。王曾的話難免有點過頭,受賄之類指控又難以立即坐實。執政中,參知政事宋綬倒向呂夷簡,樞密副使蔡齊則敬重王曾,宰執分為兩派經常在趙禎面前爭吵個不停。
景佑三年,姬長卿著《秦強論》,在文中列舉“秦之所以強六國者,蓋因秦文用賢用能,不恥出身,不問品行,用才用能以圖強國。六國倍出賢才,然不能舉才,惠文王失衛鞅、楚王失張儀,而秦得之,以厚禮公卿侍之,故秦強之!”
秦偏居一隅,地處蠻荒,歷代秦君以奮強秦國,東出為目標,因此他們不在乎他們的出身,也不在乎他們品德,只要能強大秦國,這才是到了秦昭襄王時,六國弱,而秦國強,六國以賄賂秦國,而以求自保。
《秦強論》在士林之中,廣為流傳,甚至蘇洵也做一篇《六國論》附和。
兩篇文章一出,那些認為,大宋與遼國簽訂合約,送歲幣保太平,是“高智商”的聰明做法,也一時間不敢再露頭。
大宋計程車大夫中,有人說北宋每年送給遼國的歲幣只相當於北宋收入的一小部分,卻能換來長期的和平,實在是太划算了。
可蘇洵、姬長卿皆認為這根本就是掩耳盜鈴,且不說契丹人貪婪根本就無法滿足,更何況眼下朝廷的財政收入並不寬裕,錢雖不少,但都用在了養官和養兵上,所謂“三冗”。
其次,朝廷能和遼國保持多年和平,不是因為歲幣的原因,而是因為遼國內部也有許多問題,他們自身內部勢力正在腐朽,戰力也在不斷衰弱,到了後期甚至沒有能力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了。
第三,朝廷送歲幣帶來的政治影響遠遠大於經濟損失,這就好比是向天下人宣告,朝廷就是個花錢買太平的軟弱的角色,這樣的朝廷毫無疑問正在失去了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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