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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站在旁邊一直傾聽兩人討論的人民大學的史學女副教授,道:“教科書上說它是最徹底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而馬拉是當時雅各賓派的領袖之一,是被稱為‘人民之友’的英雄。先生的觀點未免太過於離經叛道吧?”
夏小洛嘿然一笑,道:“首先我要講明的是,《人民之友》並不是馬拉的稱號,而是馬拉在1789年創辦的一份報紙,不錯,《人民之友》是為底層民眾說話,但是由於它的非理性,也將底層民眾的破壞慾煽動起來,最後演變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後,馬拉開始拋棄自己原先標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導獨裁,並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時殺戳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國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嶺,雅各賓派的領袖羅伯斯比爾、馬拉、丹東等人開始著手清洗反對派,推翻吉倫特派,由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員會,開始了血腥的恐怖統治時期,在這一時期,大約有四十萬人被處死,沒有正常的審判程式,任何人的一句誣告就可以將一個無辜的公民送上斷頭臺。諸位應該感到慶幸,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不然憑諸位先生小姐的氣質、談吐、衣著及所關注的問題和談話方式,就可能會被當做貴族送上斷頭臺,如果僅從底層民眾對事物的好惡來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們可以做一個荒唐的假設,假如馬拉先生又復活了,而且嗜血的惡習未改,他現在正藏身於北京某個衚衕裡為《人民之友》撰寫文章,馬拉先生固執地認為,今天來參觀畫展的人們都是人民的敵人,因為他們的這種愛好和底層民眾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並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貴族,也不會來自底層民眾,如果殺掉這些倒黴蛋就可以使人類獲得幸福,那何樂而不為呢?不知各位是否願意為了人類的幸福做那獻上祭壇的羔羊呢?”
那位女教授微微點頭,沒有想到在這裡遇到一位史學的行家,更讓她震驚的是,說出這番話的竟然是一位高中生。
看那位女教授都紛紛點頭,大家都認為夏小洛的言論應該所言非虛,而單從道理上又入情入理,看著夏小洛的眼神就再無鄙夷之色,而是一臉肅然。
袁浩被他說得滿面通紅,道:“對待歷史,要看它產生的後果,您不覺得馬拉和羅伯斯比爾給世界帶來民主和自由的聲音,促進了未來的整個歐洲民主化程序?”
夏小洛傲然道:“對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國大革命促進了歐洲民主化程序,而不是馬拉等人,他們不過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賓派的暴政統治只維持一年多,馬拉等人已經成為一個血腥的集體犯罪集團,他們號召人們起來屠殺,點燃人們的仇恨之火,煽動人們的極端無政府主義狂熱,他們以自由的名義剝奪無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義屠殺貴族,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踐踏法律,踐踏人類的尊嚴,踐踏人類至高無上的生命權。至於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我同意一位歷史學家的觀點,他認為∶就當時的法國而言,它是反人權的暴政。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事件不在於它是否給未來和旁觀者帶來福音,而在於它是否給當時處於其本地域和當時代的人們帶來福祉,因為人權是指當時當地的人權,而不是未來的人權,也不是旁觀者的人權。”
袁浩目瞪口呆,張口結舌,被噎得半天說不出話來,他著急地道:“……可是……先生,從我接觸到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資料上看,它絲毫沒有表現出您所說的血腥氣,只是說到群眾把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斷頭臺……”
夏小洛毫不客氣打斷他的話∶“所以我覺得您在誤人子弟,要明白,教科書只能代表一種觀點,而未必是歷史的真實,您為什麼不多看一些資料?象米涅的《法國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維坦》,博洛爾的《政治的罪惡》這些書,國內都有譯本呀?”
袁浩又想辯解些些什麼,夏小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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