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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年詔令：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明郡、南海，以謫遣戍；《漢書》曾記載漢代時，除了不許商人乘車、做官外，商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不能購買土地，敢觸犯法令者，沒入田僮；而《資治通鑑》亦曾記載，隋唐時工商者不得仕進，但太祖高皇帝對待商業，可曾與所謂‘古者’極端鄙視相同？細細探究，不然也！”
“對於黃尚書的‘古者’，太祖高皇帝說的明白：昔漢制，商賈技藝毋得衣錦繡乘馬，朕審之久矣，未審漢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來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無也，況商賈之士，皆百姓也，而乃賤之，漢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
“而對於商業，太祖高皇帝曾言：來遠人在乎修政，裕國用貴乎通財，唯有懋遷之利流轉不窮，才能財政給足。”
姜星火舉例道：“譬如，太祖高皇帝在洪武五年五月詔告天下曰：古者鄰保相助，患難相救。今州縣城市鄉村，或有凍餒不能自存者，令裡中富室假貸錢穀以資養之，工商農業皆聽其故。俟有餘贍，然後償還又譬如太祖高皇帝曾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該當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擋。”
“由此可見，士農工商，在太祖高皇帝心中，所謂的排序，只是當時於國家的重要程度，而非如前代那般有著根本的區別，而如今時移世易，形式不同了，又怎可再堅持所謂‘重農抑商’之說呢？天下黎庶，皆是陛下赤子！”
“而所謂海禁，便是太祖高皇帝詔戶部：嚴交通外番之禁.今兩廣、浙江、福建愚民無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貿貨物，故禁之。”
“太祖高皇帝之所以會推行海禁政策，屬實只是迫於百姓私自與外番進行貿易的緣故，而這個外番所指，正是沿海一帶肆虐的倭寇，如今明日自由貿易，才是解決倭寇問題的根本。”
“由此姜某認為，所謂海禁，所謂重農抑商，乃是因為洪武開國之時，大明以衛所製為主要財政收入物件已然決定了，大明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尤其是士兵所需糧食的自給自足，那麼民間的農業生產自然也就不再是軍隊的主要供給物件，換而言之，隨著經濟的恢復，完全可以不再抑制商業。”
“如此一來，既然條件已經相對完善，不需要百姓去竭力滿足軍事需求，國家財政在農業稅方面也基本達到了飽和，又何必去抑制商業，讓百姓都堆在土地上，來阻礙民富國強呢？姜某認為，海禁和重農抑商的條件既然都已經改變，那就應該進行改變，如此一來，兩條腿走路，總比一條腿單腿跳要好的多，宋代的極端重商輕農固然不可取，而當下極端重農抑商同樣不可取。”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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