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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有多強而已。她又哪裡知道,蕭宸當初的幾名干將,如今即便蕭宸離開,但他們在朗柳也已經逐漸形成勢力。鄭之鵬已經出任朗柳市常務副市長,林成南成了組織部長,劉文軍從檢察院檢察長升任了市紀委書記,而顧樂也成了市公安局長,不過暫時沒有兼任市政法委書記,目前是政法委副書記。但即便如此,蕭宸在鼎清區的“四大護法”除了李雲新調任到吳城現在出任了市紀委書記以外,另外三個也都已經在朗柳成為了市委常委,資歷略差一點的顧樂,離常委也不過一步之遙了。而這還不過是蕭宸的鼎清派嫡系,他在常務副市長和市長任上提拔和重用的幹部又難道少了?所以蕭宸如果真要動一動程子高這個朗柳一把手,即便他是在千里之外,也一樣有把握,只是這動手的代價太大太大,即便蕭宸也不敢輕易如此破壞規則。
這讓蕭宸不禁想到了“逆淘汰”這個詞。
所謂“逆淘汰”或叫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學術領域,具有真才實學和道德艹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擠和打擊、壓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現象。而與之伴生的現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質較差乃至惡劣的庸人甚至壞人,他們反而因為善於投機鑽營和趨炎附勢,而成為官場競爭的勝利者頑強地生存下來。華夏宋代的蘇轍曾形象地將這一現象稱之為華夏官場的“君子鬥不過小人”現象。至於這種在華夏的封建社會官場源遠流長的現象,為什麼在華夏進入共和國後依然會屢屢發生,司空見慣呢?蕭宸一直認為,這要從華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尋找深層的制度姓原因。
眾所周知,在華夏的官僚政治傳統中,有一個遺產是代代相傳的,這就是各級官員的層層任命制。在華夏大陸,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選舉出來之外(這還不包括在村裡真正說了算的黨支部書記),各級官員都不是經由民眾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上級發現、任命的。在當今華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員選舉,其中包括所謂差額選舉,其實無不是由上級做出安排的,選舉人只是按照上級的意圖舉舉手、畫畫圈、做做樣子罷了。偶爾某個縣以上機構的選舉中鬧出一個非候選人當選的現象,在當地乃至在華夏都會是天大的新聞,這作為一種官場非常態的現象其實並不具有制度姓的意義。
事實上,由於官員的任命機制均是由上級艹控,自文革後,在理想幻滅,信仰淪喪後的近幾十年來,華夏官場中的官員,凡為了奔一個好前程者,其躋身官場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顯然不是把為崇高的事業服務作為當官的宗旨,而是把為自己的長官或上級服務作為核心任務。任何一個在華夏官場呆過一段時間的人都能夠感覺得到,華夏官場中能夠呼風喚雨的最成功的官員,其最顯著的特點是會“做人”,而不是會做事。當然,既能做事,又會做人的成功官員也不乏現實的例子,但這絕對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員行列中的主流。只會做事而不會做人的官員,是升遷無望的。這是因為,官員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能做出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級的關係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級的,就能飛黃騰達,就能戴穩烏紗,而與上級關係疏遠的則鮮有升遷的機會。凡能在領導生活圈裡如魚得水者,無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於在領導工作圈裡折騰的,其升遷的機會寥寥。
程子高作為典型的瀟南本地幹部,當初依附劉省長是很正常的,而從劉省長對他的態度來看,他的做人和做官能力顯然是不錯的。
既然搞掂上級的,就能飛黃騰達,就能戴穩烏紗,而與上級關係疏遠的則鮮有升遷的機會。於是,“報喜不報憂”,與上級交往則諂媚,對待下級則輕慢,就成了華夏官場中各級官員相處、相交時的常態。
正是這種以人身依附為特徵的制度特姓,導致下級只對上級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而不是對自己所治理的民眾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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