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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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公平客觀原則；以德為用，著重教化為本。以商鞅之法，卻不迷信其權威主義，取其理法，結合儒家教化，把行法與教化合而為一。經過這樣的“法治革新”運動，蜀漢政權的工作效率明顯提高，吏治也逐漸清明。

公元229年，孫權稱帝，定都建鄴，國號“吳”，史稱東吳。

陳壽：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賜厥孫謀以燕冀於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

公元249年，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離洛陽至高平陵掃墓，起兵政變並控制京都。自此曹魏軍權政權落入司馬氏手中，史稱高平陵事件。

公元266年，曹魏皇帝曹奐禪位於司馬炎，改元泰始，是為晉武帝。曹魏滅亡，西晉開始。

司馬炎在位初期，革新政治，振興經濟。厲行節儉，推行法治， 頒行戶調式，促進人口增長，使得經濟社會呈現繁榮景象，史稱“太康之治”。 咸寧五年（279年），發動晉滅吳之戰，實現全國統一。此後，驕奢淫逸，怠惰政事，分封諸王，為“八王之亂”埋下隱患。

公元290年，晉惠帝司馬衷即位。

魏晉時期，流行“玄學”，玄學強調“有生於無”，道生於無，不生於自然，也就是道先於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學屬於唯心論範疇。王戎、王衍是西晉玄學清談家的首領。二人立論以無為本，整個士族在無的影響下過著腐朽的生活。

除了玄學意外，佛教也在中國迎來了大發展。拜佛無非是想求福禳災，特別是被亂世所困擾時，便想找一種希望和寄託，這促使人們將希望都寄託在了佛的世界。魏晉間洛陽佛寺多至十數，中國士族中也開始有人出家學佛，朱士行就是其中之一。朱士行到于闐國求梵書及佛經，在外國二十餘年，歸國後譯出《放光般若經》，宣揚大乘教義。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護遊學西域諸國，通三十六種語言，求得大量佛經，歸國後專心譯經，佛學大行於世。

當佛教開始盛行的時候，道佛二教的鬥爭也開始萌芽。晉惠帝時，道士王浮與沙門帛遠爭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經》貶低佛教，到南朝發展成一個大論爭，在北朝，甚至發生宗教衝突。 佛道之爭中，道教是比較被動的，不僅造出一個傳說，強調佛陀是老子變的，而且還大量抄襲佛經的內容。

道家追求清靜無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佛家追求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破除分別心，放下執念貪嗔痴。佛道之爭，爭來爭去，道教爭的不過是名利，佛教爭的不過是香火，都偏離了道家和佛家的本來面目。

公元281年，一座戰國墓出土大批古書，《竹書紀年》即是其一。

《竹書紀年》全書共13篇，記載了夏、商、西周、春秋時的晉國以及戰國時的魏國的歷史，按年編次。《竹書紀年》不以儒家的“仁義道德”為指導思想，大量記載古代“放殺”的歷史，比如書中記載了啟殺益、太甲殺伊尹等事件。此外，書中很多事件的記載也和其他史書的記載頗有出入。比如：書中記述，自周受命直到周穆王時應該是100年，而並不是周穆王100歲等。《竹書紀年》一書，以記載王室爭權奪利的鬥爭為核心。

《竹書紀年》因其寫作的思想和所記內容與正統的儒家思想大相徑庭，受到後世儒家貶斥，該書的學術地位日漸下降，甚至被稱為“荒誕”之書。但是，現在的歷史學家對《竹書紀年》仍十分重視。

公元291年，西晉皇族為爭奪中央政權而引發內亂，史稱八王之亂。

公元304年，氐族領袖李雄佔成都，自稱“成都王”，史稱成漢。

公元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