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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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二百餘條。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

在位期間，楊廣對內修造大運河，營建東都洛陽，遷都洛陽，窮奢極欲，濫用民力，賦稅征斂繁重，使百姓怨聲載道。對外頻繁發動戰爭，攻滅吐谷渾、征討流球，三徵高句麗致使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人民難以生存，最終引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導致隋朝崩潰滅亡。

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朝。

唐朝建立之後，李淵認為“民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為先”，在對現實社會和傳統慣性的考量中，選擇了儒家作為治國的核心思想。李淵還下詔編撰了《藝文類聚》。《藝文類聚》是唐代文學家、書法家歐陽詢與令狐德棻、陳叔達、裴矩、趙弘智、袁朗等十餘人於武德七年（624年）編纂而成的一部綜合性類書，該作品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類書，它儲存了中國唐代以前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許多詩文歌賦等文學作品。

在宗教方面，面對隋末唐初極為興盛的佛教，李淵採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請求滅佛，認為佛教宣傳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來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而佛教卻與此背道而馳。李淵最後因為“玄武門之變”而禪位，故沒有實施傅奕的滅佛思想。

公元626年，玄武門之變發生，之後不久，李淵傳位於李世民，是為唐太宗。

《貞觀政要·論政體》：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 皆欲化而不能， 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徵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既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鹹以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闕破滅，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

《資治通鑑·唐紀》：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唐太宗雖然重視教化，但是也沒有放鬆法治。“先存百姓”是唐太宗法制思想中的精髓。同時隨著唐太宗對君民之間關係理解得愈加透徹，更是將君民關係比喻為舟和水，他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