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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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舟”。也正是因為唐太宗對君民關係有了重新的審視，提出並踐行了“先存百姓，安人寧國”的法制思想，才為“貞觀之治”的實現夯實了基礎。

宰相房玄齡重視吏治，認為吏治問題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國之要道。

公元638年，禪宗六祖惠能出生了。

惠能三歲喪父，稍長靠賣柴養母度日。因聽人念《金剛經》，得知是黃梅弘忍處傳授，於是在龍朔元年時，赴黃梅參見弘忍，作“行者”，在碓房舂米。後弘忍為選嗣法弟子，命寺僧各作一偈。上座神秀主張漸悟，作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慧能主張頓悟，讓人代書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得到弘忍讚許，密授法衣。因懼人爭奪法衣，回到嶺南，混跡市間十六年。

慧能的禪法以定慧為本，認為覺性本有，煩惱本無。直接契證覺性，便是頓悟。他說自心既不攀緣善惡，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因此，他並不以靜坐斂心才算是禪，就是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動作裡，也可體會禪的境界。這就不同於北宗的教人靜坐看心，認為那樣將心境分為兩截，不能契自心性而生智慧。他教人只從無念著手，並不限於靜坐一途。

強調“見自性清淨，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

公元705年，太子李顯、宰相張柬之、崔玄暐等大臣在首都洛陽紫微城 發動兵變，逼迫女皇帝武則天退位，復辟唐朝。

公元712年，李旦把帝位讓給了李隆基，改元先天。

公元713年，“先天政變”後，李隆基把年號改為開元。

唐玄宗李隆基生在帝王家，處於政治鬥爭的核心，更能感受到權利鬥爭的殘酷無情，他充滿了對權力的渴望，也對對人性有著深刻認識。

他見識過人性惡的一面，殘酷的宮廷內鬥，導致他年幼喪母，他爹李旦也差點被冤殺，也見識過人性善的一面，安國胡人安金藏大義剖腹，剜心救主。

透過“唐隆政變”，“先天政變”成功奪權之後，早期的唐玄宗對人性還有期待，修建德風亭，“德風”一語，出自《論語·顏淵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執政之初，他採納姚崇的意見：武后執政以來，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所以提倡文教，政治上任用賢能，改革官職，整頓吏治，讓朝政穩定。朝政穩定後，李隆基開始行政改革，到開元八年，行政改革的內容幾乎完全是恢復和貫徹武后建立統治前奠定的行政準則。

隨著政治上的成熟，唐玄宗逐漸意識到單靠文教不足以治理國家。

李林甫法家思想迎合了唐玄宗的治國理念，而作為標準的法家行為，李林甫的行為不為世人所贊同，也是情理之中的。

隨後，在唐玄宗的支援之下，李林甫拉開了改革大唐的序幕，很多人將李林甫比喻為低配版的王安石，就結果而言，李林甫其實比王安石取得的成就要高不少。

開元二十二年，修訂刑律，唐律自此簡潔、系統，便於執行，天下刑案為之一空。

開元二十四年，府兵改募兵，邊塞之地招募兵源，內地兒郎，不再受徵發煩擾。

開元二十五年，進奏《長行旨》，將以前由國家規定的統一稅率、勞役，變得更加貼近實際地方情況，實為制度上的一大創舉。

開元二十五年，整治科考，將唐代一直盛行的潛規則——託關係，走門路的方法，徹底掐斷，所有試卷一律由中書門下二次複核，也就最大程度上杜絕了營私舞弊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