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慮（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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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鑑於本朝“輿圖之廣，歷古所無”，像漢唐那樣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為名，都不足以顯示其盛大，最終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將蒙古更名為“大元”。

忽必烈是少數能重視漢文化，推崇儒術的蒙古統治者之一。其在位期間，建立了包括行省制在內的各項制度，加強對邊疆的控制，注重農桑，倡辦學校，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發展。 但其頻繁的對外征戰，以及對大量蒙古舊制的保留，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加劇了社會矛盾，為元朝後來的發展影響深遠。

劉秉忠自幼聰穎，八歲入學就能日誦文數百言。十三歲在帥府做人質，十七歲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便於就近奉養其親。劉秉忠為令史時常鬱鬱不樂，一日感嘆道：“我家世代為官，難道我寧願淪為書記小吏嗎？大丈夫生不逢時，只有隱退以待時而起。”便棄官隱居於武安山中。若干年後，他被天寧寺的虛照禪師收為徒弟。後又云遊雲中，留居南堂寺。

乃馬真後元年（1242年），北方禪宗臨濟宗領袖海雲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詔前往和林。路過雲中時，海雲聽聞劉秉忠博學多才，遂邀他同行。劉秉忠拜見忽必烈後，講述佛法大意，忽必烈甚為稱讚，多次垂詢。劉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其深入研究《易經》及宋邵雍《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占卜無不精通，天下事瞭如指掌。忽必烈對劉秉忠甚是寵愛，海雲返回南方後，劉秉忠就留在忽必烈的府邸供職。

在此期間，劉秉忠多次上書，建議忽必烈，要正紀綱，行法度，使天下可不勞而治。廣開言路，鼓勵直言。明君要分辨君子和小人，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對天下之民多施教化，不許下級官員隨意定罪，死罪須上報聽候斷決。辦學校，實行科舉制，引導開國功臣的子孫入學校，選用有才能者。

忽必烈對他的這番議論，甚為讚賞，均加採納。這些也促使忽必烈提出寬刑慎法作為元朝刑法的指導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

至元十一年（1274年），劉秉忠扈從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清修。八月，劉秉忠忽然無病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歲。忽必烈聞訊大為震驚，對群臣說：“秉忠為朕盡忠三十餘年，小心謹慎，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學問之深，惟朕知之。”下令出內府錢助喪，派禮部侍郎趙秉溫護送靈柩，葬於大都，後移葬到劉秉忠的故鄉。

劉秉忠的詩詞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有雄心壯志和理想的人。

《木蘭花慢·混一後賦》：望乾坤浩蕩，曾際會，好風雲。想漢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東風吹遍原野，但無言、紅綠自紛紛。花月留連醉客，江山憔悴醒人。

龍蛇一屈一還伸，未信喪斯文。覆上古淳風，先王大典，不貴經綸。天君幾時揮手，倒銀河，直下洗囂塵。鼓舞五華鸑鷟，謳歌一角麒麟。

《訴衷情》：山河縈帶九州橫。深谷幾為陵。千年萬年興廢，花月洛陽城。圖富貴，論功名。我無能。一壺春酒，數首新詩，實訴衷情。

公元1275 年，馬可·波羅歷經約四年艱辛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元朝的首都，覲見了元世祖忽必烈。

1298年，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9月7日不幸被俘。在獄中他遇到了作家魯斯蒂謙，於是便有了馬可·波羅口述、魯斯蒂謙記錄的《馬可·波羅遊記》。

在《馬可·波羅遊記》中，他盛讚了中國的繁盛昌明；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華美廉價的絲綢錦緞、宏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驛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紙幣等等。書中的內容，使每一個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無限神往。

盛世之下，元朝卻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