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慮（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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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皋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情之君臣，以姑息為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哉！”盜犨盜犨以如芒之鉤，系八尺之絲，構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犨焉。郁離子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 ‘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飢不寒乎？”

劉伯溫立足民生的政治、經濟思想即使今天也有很多借鑑意義。

公元1380年，塗節上書舉報胡惟庸謀反，胡惟庸以謀反罪被處死。胡惟庸被殺後，明太祖遂罷宰相，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這一舉措對以後500餘年的政治體制產生了深遠影響。

神機妙算的劉伯溫似乎早就算到了胡惟庸的結局。

《明史·列傳·卷十六》：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公元1381年，宋濂因病逝於夔州（今重慶奉節），享年七十二歲。宋濂堪稱人臣典範，可是他心中的“聖人”，還是要把他斬草除根，經馬皇后及太子朱標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卒於徙途。臨終時，正坐斂手而逝，想必此刻的他對天道人心的理解應該已經超然物外，安之若命。

宋濂對於佛、道二氏，尤其對於佛教典籍，也曾潛心研究，並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觀方面，他借用醫家與早期道家所使用過的“氣母”即“氣者生之母”的說法，認為宇宙的升降運動和四季庶物的欣榮藏息，是“氣母”即“元氣”執行的緣故。這種“氣母”或“元氣”，“其出無根，其人無門”，無涯無際，人們雖不能覺察它，但它確實存在。宋濂認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絕對的，它透過元氣而致有萬物和運動。自然界所以充滿生機，就是因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透過元氣在起作用。他認為，求道問學，修養道德，就在於體認和獲得這個“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夠“衝然”、“淵然”、“渾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於是便實現了“君子之道”。

對於“吾身之心”，宋濂稱之為天下“至寶”，因而人“心中自有聖人”，不勞外慕，關鍵在於如何去“識心”、“明心”。而“識心”、“明心”的方法則為不斷克除“人偽”，做到“存心”。克除“人偽”之法又在於學，學的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