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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曜覺得“杯酒釋兵權”這件事,就其直接意義而言,一是預防了禁軍將帥用兵權發動政變,重演“黃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決了開國將帥居功自傲、偃蹇弄權的問題,“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所以,它的成功,極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穩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轍。正如後來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諸將不早解兵柄,則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從較深的層次看,“杯酒釋兵權”則意味著武人干政的結束,開啟了偃武興文之機。五代時期,是軍閥的天下,“長槍大劍”指揮政治,形成了重武輕文的社會風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者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
北宋立國之初,重武輕文的風氣依然如舊:開國諸將“官爵勳階並從超等”,位重勢大,“意多驕蹇”;而同為開國功臣的趙普,卻屈居四品,“以樞密直學士立朝”。而“杯酒釋兵權”後,第一代開國將帥調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預中央政治的局面為之改變。此後,新提拔的第二代將帥,資淺功薄,自然無法與趙普等開國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釋兵權”後不久,趙普即出任樞密使,開始執掌軍國實權,後又“獨相十年”,總攬朝政,文盛武消之勢已是明若觀火。
從更深的意義上看,“杯酒釋兵權”所解決的,又是中國古代政治中的一個最為棘手的問題──如何處理皇帝與開國功臣之間的矛盾。“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即誅殺功臣,是一些開國之君慣用的手法。這雖然也可以部分地解決功臣對皇權的威脅,但伴隨而來的腥風血雨,卻會造成沉重的陰影,扭曲和戕害幾代人的心智,從而對政治的昌明、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而宋初的“杯酒釋兵權”,卻選擇了一種較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論心,大將解印”,談笑之間,解決了一個歷代深感棘手的問題。當然,實際過程不會如此簡單。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後,絕大部分功高資深的禁軍將帥,既被解除了兵權,又保持了同皇帝的親密關係,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這表明,宋初皇帝與功臣宿將的矛盾已經化解在一種較為寬緩、平和的氣氛之中了。
這種寬緩、平和的氣氛,使得宋朝在其誕生之際就蘊含了一種不同尋常的開國氣象。遠在四川的後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觀者的清醒,覺察出幾絲資訊。宰相李昊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宋王朝的這種“不類漢周”的開國氣象有了更明晰的體認。如邵雍、程頤、范仲淹等就將“祖宗以來,未嘗輕殺大臣”作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確、呂大防、曾布等,則更把“不殺大臣”、“不殺士人”、“不殺諫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統統指稱為“祖宗家法”,以為“三代之後,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則雲:“本朝自古所無者三。藝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來,世傳二厚,雖甚威怒,未嘗妄殺,故論者謂不嗜殺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廟光堯兩行內禪,皆出自睿斷,三也。”
“自古所無”云云,雖然不無誇耀,但也確實道出了宋代政治運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變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較之於喋血宮門,兵連禍結,無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誅大臣,不嗜殺人,較之於天子一怒,伏屍百里,無疑又少了一些矇昧和野蠻;至於“內禪皆出自睿斷”(即皇帝本人自願退位),較之於慣常的皇位爭奪,也多少顯示出理性與矇昧的分野……總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蠻矇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運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這種變化,固然有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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