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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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以期透過採用賦役合一的辦法來消除前弊。

土地確實是完整的、穩定的，而人口卻是變動的，因此，按田定役或攤丁入畝的制度就比按人丁定役的裡甲制度要穩妥和適用。清朝也是順應晚明的這種趨勢，即本著前朝役法改革的精神，更為廣泛地推行“攤丁入畝”，以用田編役之法逐漸代替了裡甲編審制度。清康熙年間，“丁隨糧派”或以田攤役的地區，在全國全面頒行了攤丁入畝之制，飭令各省奉行。這樣，將丁役銀負擔從人口方面全面轉向土地方面，以減輕貧民疾苦，穩定社會秩序、穩定財政收入的役法改革就勢在必行了。

其次，從其實施的現實背景來看，清朝實行攤丁入畝，始於康熙五十一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諭令，試行於五十五年的廣東，推廣於雍正初年。當時正值康雍乾盛世，中原無戰爭，邊關無寇擾，國用充裕，社會安定。

著名清史專家戴逸先生認為，這一時期，清王朝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成就。他還援引美國學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中的有關資料以資說明，即“十八世紀中國的工業產量，佔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歐洲也才佔百分之二十三。”著名經濟史專家吳承明先生也認為，“有清一代，生產增長，市場繁榮，十八世紀達於高峰。十八世紀，中國與西方比，無論在國富或民富上都勝一籌，至少旗鼓相當。”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實行賦稅改革，其目的不可能侷限於一時的財政衝動，而更多的是透過賦稅制度這一聯絡千家萬戶的大政的最佳化，來達到長治久安；應視為一種刻意展示的政治姿態。

眾所周知，自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亂”後，清王朝在中原的軍事威脅已不存在，但是其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仍屢遭懷疑，這就是來自那些意圖復辟明王朝的“遺老”們的非議與譏詆。要徹底孤立他們，就需要政治、經濟雙管齊下，政治上高壓震懾，即後人熟知的興文字獄；經濟上迂迴徐進，先是頻繁蠲免錢糧，繼則“永不加賦”，藉助寬鬆優容的賦稅政策來固結中下層民眾，瓦解“遺老”們的社會基礎。

另外，時至康熙五十一年的清聖祖玄燁已是武功文治集於一身，自然也要彰顯政績，光大恩德。玄燁本人就曾多次向臣下標榜自己的親民愛民、體察民情。如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16年)，他說：“朕四次經歷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並無田地產業，強壯者流離四方，老弱者即死於溝壑。”次年，他又說：“為民牧者若能愛善而少取之，則民亦漸臻豐裕。今乃苛索無藝，將終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為生？”後來全面行攤丁入畝的雍正皇帝也常稟承先皇遺訓，曾多次面諭群臣要勤政愛民，說他自己“勤求民瘼，事無鉅細，必延訪體察，務期利民。而於徵收錢糧尤為留意，惟恐閭閻滋擾，此念時切於懷”。

雍正在其繼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撫、司、道及府州縣各官分別釋出諭令，要他們把錢糧徵收放在所負之責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對直接徵收錢糧的州縣官諭令尤嚴，指出：“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增加，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這就是說，除了確保國家財政足額，亦強調其社會公正的維護和社會心理的引導，也就是透過寬免賦稅的的政策來營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會氛圍。

李曜如今，正需要這樣的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