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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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觀）並且完全承認日本自身的相對落後性。這樣，他對於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實並沒有太強烈的屈辱情緒，也不認為排外是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方式。福澤關注的是，如何調動日本國內的積極然而非暴力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例如，宗教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勵工商業發展，國內就可以實現富強。福澤高度評價商業和貿易的價值，指出商貿是與人類智慧相聯絡的，貿易是一種公平的交換關係，而戰爭是延伸一個獨立政府權力的手段。在這一點上，福澤不再僅僅抽象談論文明發展規律，而是深入具體地探討了日本在現代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位置問題。他指出，西方國家的財富來源於大規模機器生產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動和海外投資，而日本必須面對現實，加入到與西方國家爭奪利潤的角逐中。福澤對國家間的競爭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指出，在國際關係中每個國家維護自己的私利是無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須在國際交往中堅持自己的利益。福澤堅決反對不負責任的排外思潮和行為。他認為，日本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獨立，但實現國家獨立的唯一途徑就是全民族達到現代文明。由此，福澤喻吉將日本的民族獨立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普世價值結合在一起，指明瞭日本既要獨立又要走向現代的方向，並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體。福澤喻吉沒有象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把啟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戰爭）人為地分割開來，並最終以“救亡”為名犧牲了對民主人權和文明的追求。

福澤對中日兩國文化形態的區別的分析或許可以解釋他的思想與中國思想界的差異。他指出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之前思維活躍，充滿自由精神和多元表達。但是，大一統之後中國的專制制度使得政權與意識形態的闡釋權集中於一體，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單一的神權統治，而在日本，政治權力和神權並沒有結合在一起，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並不象中國皇帝一樣代表道德的最高典範，不需要人們在精神上頂禮膜拜。在分離的軍政權力和神學權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髮出第三種力量，即獨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領域原本比中國人來的豐富活潑，因而也比中國人更易於接受西方文明。從這一點，也可以理解福澤的文明論的提出，在日本的環境下，的確比在中國要容易。正因為日本政府和天皇並不執掌意識形態的大權，所以並不會在意一個學者把日本說成是不開化國家，而中國的皇權和官僚又負有捍衛意識形態的重任，不會容許辱沒天朝大國的體面。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五四的文化干將也絕不可能大肆攻擊孔家店。

李曜想到此處的時候也不禁慨嘆，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現代化轉化已經結束，步入了世界最先進國家的行列。而直到他穿越前的中國，卻仍然處在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對西方文明仍然欲迎還拒。透過對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喻吉人格和思想的分析，他彷彿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排除中日兩國曆史文化背景社會條件的不同，代表思想前沿的兩國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與深度，思維方式乃至人格個性的確都存在著很大差異，在對文化衝突的實質，儒家文化的價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等根本問題的看法上，福澤喻吉都大致領先當時的中國思想家四、五十年，而後者受到的傳統思維束縛和自身人格缺陷的制約要嚴重的多。

李曜記得他穿越前的中國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日本明治維新後積極向西方學習，而當時的滿清政府頑固守舊，不肯向西方學習，這是近代中國落後的結症。這件事如果認真談起來，其觀點似乎只說對了一半。當年滿清政府向西方學習，某種程度上來說，還是抱著相當積極的態度，洋務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

當初中國人認為中國敗給西方列強，只是因為兵器不夠精良，中國的國家體制並沒有問題，這就是“軍事救國論”，也稱洋務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