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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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李鴻章總理衙門函，同治三年）。

在這種指導思想之下，洋務運動是在“軍事救國論”的基礎上，試圖學習西洋的軍事技術實現自強的嘗試。中國搞洋務運動開始比日本早，規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購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購買了兩家英美的機器廠，成立江南機器廠。清廷指定用上海關稅的二成（約白銀60多萬兩）作為其常年經費。這個廠以生產槍炮、子彈為主，兼修船艦，並附有翻譯館。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建立福州船政局和馬尾船廠，由福建海關稅收的四成結款內撥付。1869年1月10日，馬尾船廠製造的第一艘輪船下水。北洋、南洋、廣東、福建水師的88艘軍艦中，有30艘出自馬尾船廠。馬尾船廠造的排水量1560噸“揚武”號戰艦，還參加了後來的甲午海戰。

考慮到日本1868年才開始搞明治維新，中國洋務派學習西洋軍事技術的自強運動是先於日本的。當時中國辦現代化海軍也是竭盡全力，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海軍有軍艦數量24艘，其中3000噸級戰艦3艘，2000噸級戰艦3艘，總噸位3萬多噸。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北洋海軍有軍艦數量18艘，7000噸級2艘，2000噸級5艘，總噸位3萬多噸。從軍艦的質量水平來看，中國超過日本一籌。特別是2艘7000噸級定遠艦、鎮遠艦居當時亞洲第一。

然而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軍事強國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人們認為日本打敗中國就是因為採用了西洋式的國家體制，於是“體制救國論”，即改革國家體制來實現富國強兵的論調高漲，終於發生了戊戌變法。儘管戊戌變法失敗了，但清廷1901年以後實行的“新政”，基本上採用了戊戌變法的思路，對國家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可問題是：中國還是沒有像日本那樣實現富國強兵。李曜近來時刻反問自己：為什麼呢？

應該說在中日甲午戰爭前的30年間，中國和日本都在積極向西方學習，都積極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但是兩國學習西方的動機卻完全不同。

日本學習西方是放棄以前日本的舊文明，全面引進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謂的全盤西化。中國學習西方的目的，卻是為了儲存中國的中華文明，中國富國強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建成一個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壘。中國一方面要引進和學習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堅持中國以前的舊的中華文明，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鄭觀應在《盛世危言》所說：“西人立國，育才於學堂，論證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以足恃歟？”

讀福澤諭吉《脫亞論》，讓李曜感到震動的，就是當時日本對西洋文明的接納，而不是抵制。福澤諭吉《脫亞論》的中心思想也是讓大家接納西洋的先進文明。可是直到李曜穿越前，他覺得中國對西洋文明還是抱著抵制的態度。中國的自強思路，也還是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思路，堅持在中華文明的基礎上，學習西洋文明。

日本學習西洋文明，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國學習西洋文明，卻是一種權宜之策，或者是一個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堅持中華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從西洋文化中割裂開來，只學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謂“中體西用”，用中華思想來運作西洋的政治體制，必然很難搞好。